动物石雕Animal stone
刘敦愿|夜与梦之神 ——鸱鸮
刘敦愿(1918—1997),湖北汉阳人。山东大学历史系、中文系教授。知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美术史学家。刘敦愿先生在投身古代美术方面研究的同时,写过很多关于古代动植物题材的文章,这些文章如沧海遗珠散落在刘敦愿先生学术的一生。
本书编者、刘敦愿先生学生郑岩教授表示,“先生通过描述图像的风格,剖析其意涵,来推想古人对自然资源的认识、改造与利用,复原彼时的生态环境与社会生活,追踪古族的征伐与迁徙,再现悠远的宗教礼仪与信仰,呈现出考古材料多方面的价值。”《澎湃新闻·古代艺术》节选书中《夜与梦之神 ——鸱鸮》这一篇章予以刊发。
枭,俗称猫头鹰(图1),古名鸱鸮(音chī xiāo),也简称为鸮或鸱。在中国,长期以来,枭被认为是形貌与声音都很丑恶的不祥之鸟,因而表现在古代花鸟画方面,从不见描绘,陶瓷、刺绣等工艺品与民间艺术也不用作纹样母题。到了近代,尽管科学研究证明枭类是捕鼠能手,是应加保护的一种益鸟,但传统的迷信思想,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日益丰富起来的地下出土资料改变了人们的观感,考古发现证明在远古的岁月里,事实并不是这样。在公元前第二个千纪的后半叶,在商代晚期(殷墟文化期)以及西周初期的艺术品中,枭类题材是很盛行的,无论是写实的雕塑艺术品,还是以青铜器为主体的装饰艺术品,大多制作精工而造型优美(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作为艺术创作的借鉴),反映出枭类在中国古代曾受到人们的崇拜与喜爱,同后世那种对它的鄙视与厌恶,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
枭类题材艺术作品的丰富与优秀,与中国古代的宗教崇拜对于夜禽的重视有着密切的关系。
猛禽是食肉的鸟类,其中昼禽如鹰、隼、雕、鹫之属,它们的性格鸷烈,姿态矫健,回翔天际,搏击迅猛,为大自然增添壮观,予人以深刻的印象。因此,自古以来,在文学、艺术与宗教崇拜中,世界性地受到重视,直到今天还是如此。至于其中的夜禽枭类就不然了,由于其形貌奇特、鸣声难听,又在夜间行动,相形之下就不那么受到重视,甚至还招致人们的厌恶,引发一些误会与反感。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能察觉到的事情。
虽说如此,但由于时代的不同,民族与地区的不同,宗教崇拜与风俗习惯也有所不同,况且人们对于某些动物的好恶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的,情况十分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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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禽中的昼禽,在中国古代也曾受到过赞美,例如《诗经 ·大雅 ·大明》描述商周之际武王伐纣时的情景说:
但是,在中国古代并没有把鹰隼之类的猛禽加以神圣化,也许因此之故表现在艺术上,明确可以确认是鹰类的作品屈指可数。陕西华县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出土过鹰形的陶鼎(图2),躯体扩大作为容器,粗壮的双足与下垂的尾羽构成鼎足,泥丸贴成双目,炯炯有神,美观与实用结合得很好,应是中国最早的鸟尊;实用之外,有无宗教方面的含义不详。新石器时代晚期,可能属于典型龙山文化的一批刻纹玉圭与透雕玉佩中,一再发现关于鹰的描绘——雄鹰昂首向天,钩喙上指,两翼微敛,双足向外分张,趾爪刚劲有力,英姿勃发,予人以深刻的印象;因系传世品,不知出土地点,因而时代暧昧不明。后来有了日照两城镇玉锛的发现,用作对比参订,学者们认为应是龙山文化系统的遗物,并与鸟图腾崇拜习俗有关,影响及于商周时期(图3)。这一“假说 ”虽然还缺乏旁证,但东部沿海地区在特定的时间内,曾流行过对于鹰的崇拜,这种可能性却是存在的。不过在商代与西周青铜器中,无论是鸟纹还是鸟尊中,可以明确指为鹰隼的几乎没有,只在玉器中多少有些体现,可见这一崇拜已逐渐消失掉了。春秋晚期青铜器中,曾发现一件制作精工、结构灵巧的鹰尊,从这个铜器铭文 “子乍(作)弄鸟 ”来看,制作目的显然是为了观赏,而与宗教崇拜无关,此外还发现过一些鹰首壶,性质想也相近(图4)。至于西汉时期的绘画艺术中,如河北定县出土的金错车饰图像中,曾见到野生状态的鹰;山东汉画像石艺术中所描绘的,则都是驯服了的鹰,只是狩猎场面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就更没有什么神秘的意味,在艺术表现上也显得缺乏精彩。
至于作为夜禽的枭的情况则大不一样,有关的艺术品数量的丰富有些出人意料。最早的艺术品也见于仰韶文化时期,陕西华县出土了鹰鼎之外,也出土了枭头陶塑。这件陶塑作半球形,双目向前,并有羽毛构成的眼盘,划出耳孔,以锥刺纹表示褐色羽毛上的斑纹,枭的特征鲜明,表现手法简练(图5);河南陕县庙底沟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的陶塑鸟头,双目圆大,深深凹入,左右并列,所表现的似乎也是枭(图6-1);辽宁阜新红山文化遗物中,发现小型玉饰中有刻作飞翔状的枭(图6-2)。由此可见,猛禽中的夜禽,也与昼禽一样,在中国史前时期便已受到人们的重视。
在此之后很长的一个阶段里 ——新石器时代晚期与青铜时代早期(二里头文化期),以至商代早中期(二里岗文化期),情况不详。
到了商代晚期(殷墟文化期),以青铜器为主体的装饰艺术蓬勃兴起,其上的纹样以动物题材最为丰富,主要是鸟、兽与爬行动物,个别的还有昆虫。鸟类中,枭类题材特别丰富,凤鸟反而很少,如上所言,明确可以指定为鹰类的几乎不见。枭的形象,无论是写实的,还是装饰性的,特征都非常鲜明突出 ——双目向前,并有圆大的眼盘,耸立在头上的毛角(枭类有长耳鸮、角鸮,也有无角的,但都有眼盘),与其他鸟类极易区别。其中少量的是白石雕刻与小型玉饰,最多也最精美的是青铜器上的装饰 ——塑作枭形的鸮尊与镂刻在各种器皿上的鸮纹。这类青铜器的出土,大多因盗掘关系而不知出土情况。近年来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发现,由于随葬品保存完整,给予我们十分深刻的印象。其中,大型鸮尊,通高在 46厘米左右的即有两具(图7);虎与鸮两种纹样组成的圈足觥一对;汽柱甑形器与偶方彝上都饰有侧面形象的鸮纹;刻有鸮纹的石磐一件;可以明确定为鸱鸮的玉雕小件装饰品,就有 6件之多。一墓之中枭类题材的艺术品能发现如此多的数量,这种题材在当时的盛行,由此也就可以窥见一斑了。
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种类与形式众多,结构复杂,纹饰内容丰富,处理技巧多样化,可以说是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而且给予当时的其他艺术,如雕刻、书法以及白陶、象牙、骨器、木器等工艺品以重大影响。但是,青铜器纹饰虽说丰富,然而又不是包罗万象的,其中的动物,现实的与神话的,也不过是有限的十几种或几十种,显然是有所选择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大多是礼器,也就是 “宗庙重器”,其上的纹样都具有神圣的性质,不同于一般;枭类题材在青铜器上不厌其烦反复出现,显然具有特定的含义,不过这种含义究竟是什么,史无明文,还有待我们进行探索。
商代有关枭类题材的艺术品,表现形式是多样化的,有立体的雕塑,也有平面的镂刻,有的比较写实,而绝大部分装饰性非常浓厚。实际上这两种装饰方法与艺术风格往往交错运用,情况相当复杂。
白石雕刻的鸱鸮,安阳西北冈商代晚期大墓曾发现一件,通高32厘米,背后有一凿槽,大约原作柱础之用(图8)。这类白石雕刻还发现有坐虎、卧牛、蟾蜍与人像,只出土于殷墟宫室与西北冈王陵区中,数量极少。
在殷墟还出土了一件陶塑的鸱鸮,通高 20余厘米,黑色,躯体简化成几何形体,而头部则是写实的,背部有管槽,通到头部,用途不详,也是一件很难得的佳作(图9)。
最精彩的是一批青铜铸造的鸮尊,无论从雕塑艺术还是装饰艺术的角度来衡量,都是非常杰出的艺术作品。
鸮尊大多采取站立的姿势,利用枭颈部粗短的特点,把整个头部作为器盖,躯干作为器腹,界限置于很隐蔽的位置,双足与尾羽构成器足,结构自然而放置稳固;头颅圆浑,其上耸立毛角,大而突起的双目,衬以眼盘,更觉炯炯有神;直立的躯干,配合垂直的尾羽,简化成角状而上翘的双足,向前伸出,既增加了全器的稳定感,也使得整个形象挺拔雄健(图10)。凡此种种,都予人以英俊、猛鸷而又十分沉静的感觉,造型非常优美,完全可以纠正后世认为枭形象丑恶的成见。
鸮尊除了上述这种三足的处理方法而外,也见只塑作两足的例子(图11)。这类鸮尊的双足完全是写实的,趾爪雄健有力,不必借助尾部的支撑,便能稳固地站立,成功地处理了整个器物重心的问题(图12)。中国古代雕塑艺术中的这个问题,因青铜铸作的 “马踏飞燕 ”的出土,曾引起过广泛的重视与高度的赞赏,实际上,远在商代晚期,在鸮尊的铸作上早已做了尝试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这些鸮尊不仅非常技巧地、和谐地解决了美观与实用相结合的问题,而且保持了作为一种雕塑艺术品的完整性。尽管鸮尊全身满布刻镂深沉、种类繁多的装饰纹样,但并不因此而忽略形象的塑造、猛禽性态的刻画,从而使得整个枭形圆浑饱满,从许多角度进行观察,都可获得美观悦目的效果。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品遗留下来的为数极少,这类鸟形尊彝便成为我们推考当时雕塑艺术成就的重要根据。
商代晚期枭类题材的广泛应用,在装饰与雕塑两个方面都表现了技巧的纯熟,收到了得心应手的效果。例如有的鸮尊把头部简化为相当规整的半球体,喙部与毛角也都省略了,整个头部主要由双目与眼盘构成的两组同心圆组成,躯干缩短简化,用简单的几何形体表示出胸腹双翅的区分,并配合以明快优美的涡纹,手法十分大胆,予人的印象却非常强烈(图13)。又如,在美观与实用的结合上,不限于只用鸮尊一种形式,也常用来装饰提梁卣 ——采用两枭相背的形式,头部仍然置于器盖之上,也各有双足,尾部简化示意,形同省略掉了,保持了器的圆浑,也极为别致(图14)。这种处理方法实际上比单独塑作枭形的难度要大些,但效果同样是很成功的。
平面的装饰中,枭多采用正面的形象,即头部是正面的,而身体则分列在左右两侧,实际上就是一首两身,这乃是商周青铜器经常运用的一种装饰方法,如有的虎、牛等纹样经此处理,便好像是另一种特殊的神话动物了,但枭形象却无此感觉。有的图像由于加大了头部,使得枭特征更加鲜明,并取得童话插图般的情趣,十分亲切可爱(图15)。
少量的纹样采取侧面的形象,图像除了少数个别的之外,大都很小,作为其他纹样的陪衬,不占重要位置;有的铜觥的鋬部也往往塑作枭形,颇具巧思,也可见这类题材运用的广泛。
图 15 商代晚期立鸟鸮纹方斝 高 30.7 厘米,英国康普顿沃尼博物馆藏
把众多的图像组织在一件器物之上,并且雕刻(圆雕与浮雕)与平面的刻镂相结合,是商代晚期经常使用的装饰方法,并为西周初期的青铜器艺术所继承。这在枭类题材的艺术品上表现得相当突出。
一般的鸟尊,除了用鳞甲状的纹样表示褐色有斑纹的羽毛之外,往往用一条蜷曲的龙蛇表示翅膀,而胸部空白处填以兽面纹或蝉纹。近年发现的鸮尊有纹样非常复杂的,如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大型鸮尊(图16),头、胸、翅、足、尾各部分,都满布纹饰,或由各种纹样组成:头部鸟喙前伸,上面刻一蝉纹,双目没有眼盘,与毛角组成一个兽面,而每只毛角又是一条具有菌状角的鱼或龙,这具兽面后部空隙处,各填有一条鱼或龙;头部前半是固定的,只是后半才能开启,又是一个兽面,额上一个圆雕的鸟形纽,鸟有毛角,也应是鸮,兽面的鼻上有一圆雕的夔龙;颈部前方左右各有一条怪夔,后方又是一个兽面,器鋬的上端近颈部处又是一个兽面;胸部是一个以蝉纹为基础的兽面;双足上各有一个夔纹。这个鸮尊后部,翅与尾之间,浮雕一只小鸮,两翼横张,正在飞翔——商周时期的枭类形象,无论是作正面的还是侧面的,都是静态的,只有这一例是动态的,因此很可珍贵(图17)。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这件器物,总的印象是一只站立的鸮,而这只鸮又由十余个纹样构成,而且纹样之中又有纹样,内容可谓丰富极了。
妇好墓鸮尊是以各种纹样来装饰鸮的形象的典型例证,在另外场合,枭类纹样自然也可用来装饰别的一个动物形象或一件器物。商周时期觥这种酒器结构复杂,装饰十分华丽,往往集中了大量的纹样。例如一件出土地点不详、如今已经流落海外的鸟兽纹觥,全形是一只四足的羊,但仔细分析起来,又包括许多复杂的因素,如夔、龙、凤、鸮、鱼、象、兽面、人蛇组合成的图像,等等,纹样种类和数量与妇好墓鸮尊同样丰富,组织安排方法更为奇诡。其中也是以鸮纹为最多,流的前部是一只双身的鸮,首下的胸部又有一对鸮,鋬手是一只站立着的鸮,器盖与器身上还有小型的侧面形象的鸮,等等。尽管如此,鸮纹仍是居于附属的地位。
但在一种鸮虎纹觥上,鸮与虎这两种纹样组织在一起,大多数情况下,虎居于主要地位,部位在前(图18-1、18-2),只有个别的鸮居于前,而虎在后(19-1、19-2)。前种情况是将虎头塑作立体的,置于器盖的前端,而躯干则镂刻在流部,鸮头是浮雕的,置于器盖的后部,躯干镂刻在器腹的后部。虎、鸮之外,其他纹样很少,这不仅是装饰方法上立体与平面相结合的典型例证,在内容上也必定具有特定含义,下面我们还要谈到。
西周初期的青铜器艺术继承商代晚期传统,铜器的种类形制大体相同,纹样也是如此,到了中期便趋于简化,鸮尊与鸮纹也从此绝迹了。到了战国末与秦汉时期,在墓葬中又发现了鸮尊与画有鸱鸮的图像,如四川青川战国秦墓出土一件无盖厚木胎的彩绘鸮壶,通高 32.3厘米;河南辉县琉璃阁西汉晚期至王莽时期的墓葬中,曾出土两件陶鸮尊(图20),形式与结构非常接近青铜的制作,过去曾有零星发现,便被误作了商代的明器。又,河南济源泗涧沟西汉晚期墓中,也出土过两件陶鸮尊,时代与辉县所出土的鸮尊相近;辽宁旅大地区的西汉墓葬,宁夏银川平吉堡西汉晚期墓葬中,也有类似的发现。绘画作品较早的是西汉前期的,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帛画与漆棺上都画有鸱鸮(图21、22);河南郑州新通桥西汉晚期空心砖画像上,也见到鸮、鸮与虎、鸮与龟与虎三种图像,这些图像与上述陶、木鸮尊,也都与丧葬之事有关(图23)。此外,汉瓦当上居然也偶有所见(图24)。这些艺术品还存有古意,不过,这已是最后的一些发现,数量既极其微小,造型也嫌简单草率,也许在民俗学的研究上有些作用,但就艺术方面来说,就微不足道了。
商代晚期枭类题材的盛行与艺术成就的卓越,说明中国古代曾经有过对于这种夜禽的崇拜,但是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特点,却没有留下什么系统的论述,现在只能根据枭本身的性态,结合保存于文献中的零星记载,做些间接的推断。
第一,中国古代猛禽象征威猛,与兵刑之事相联系,鹰类固然如此,实际上枭也是如此。
图 23 汉代绘画所见鸱鸮 1、3 长沙马王堆帛画 2、6 河北定县车饰 4、5 郑州画像砖
前面我们已经引用《诗经》中的例子,说明鹰隼的飞扬,象征军容的威猛与战争的胜利,而《诗经》在《鲁颂 ·泮水》篇中,记述西周或春秋前期鲁国战胜淮夷后献俘祝捷,对于枭类也同样做了颂扬:
在这里,鸮就是枭,认为枭鸣就是战争胜利的象征。认为枭鸣是军事吉兆的事,即使在很晚的时候也曾有过,南朝刘敬叔的《异苑》一书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凉州张重华遣谢艾伐麻秋,引师出振武,夜有二枭鸣于牙中,艾曰:“枭者,邀也,六博得枭者胜。今枭鸣牙中,克敌之兆!”果大破之。
六博是战国秦汉时期的一种游戏,今已失传,据说以 “枭 ”这种棋子之类的东西作为首彩,“得枭 ”表示胜利,大约是商代以来那种古老风俗的延续。
枭在后世依然受到一定的重视,还表现在官职名称与一般习惯用语方面,例如西汉时期有 “枭骑都尉 ”的武职。后来 “枭骑 ”“枭将 ”“枭雄 ”等词汇也长期沿用,用以表示勇猛、雄杰,并非全系贬词,都还存有古意。
战国秦汉时期的哲学著作中,往往是 “兕虎 ”并称,用来比喻威猛与危险,但是我们在商代西周的青铜器上,却常见虎与枭两种纹样共存于一器之上的现象。如前面已一再介绍过的铜觥上所见,安阳西北冈商代晚期大墓出土的白石雕刻,既见到了虎,也见到了枭;故宫博物院所藏 “西周虎鸟纹铜钟”(图25),也是虎与枭共存一器。用虎来表猛与危险,直到今天还是如此,而枭在一定时期,竟然可以与虎同等看待,由此也可见枭在古代地位的尊崇,枭类题材的含义必然与虎相似了。
凡此种种,都可能是一种起源古老的传统的延续,即从野蛮到文明,从原始社会末期到阶级社会初期,在军事民主主义与奴隶占有制下,战争与掠夺成为氏族贵族与奴隶主阶级的常用手段,提倡尚武争斗,“不畏兵死”,成为当时重要的道德准则,因此也必然影响到当时的宗教观与审美观 ——尊崇猛禽,认为猛禽是军事胜利的象征,因而枭类题材在商周青铜器艺术上反复出现,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第二,枭类不仅是猛禽,而且是猛禽中的夜禽,这是枭类在中国古代曾经备受尊崇的另一个原因,并且很有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
古代的人,对于黑夜、梦幻与死亡这三种自然现象,既感到神秘,又认为互有联系。古代希腊人的看法最为典型,希腊神话便认为在最深的地下(也就是地狱),住着睡眠与死亡,他们彼此是兄弟,都是夜的儿子。睡眠能够在地上随意游荡,他把人抓住之后又放走,但是死亡却毫无恻隐之心,如果他抓住了人,就绝不再放走了。在中国古代,人们大约认为枭这种猛禽便是经常与黑夜、梦幻和死亡发生关系的鸟类,因而对它充满了敬畏的心理,种种有关的崇拜,也就由此而产生了。
商代的人对于夜晚大约是很畏惧的,所以卜辞中, “卜夕 ”是商王占卜的一个重要项目;以长夜来比拟身后,也是世界各地的通例。墓葬的 “墓 ”字,从土莫声,“莫 ”字就是 “暮 ”字,表示日没于草中,因此 “墓 ”字也是个形声兼会意的字。《左传》用 “窀穸 ”称呼死后,“窀穸 ”是墓穴,古注认为也是 “长夜 ”的意思。
商代晚期的铜器之所以多鸮尊、鸮卣,以及以鸮、虎为主要装饰的铜觥,还有曾发现的少量作为柱础的鸮形白石雕刻,在奴隶主贵族生活中,显然含有用来保护夜间享宴生活安全的意图;至于它们又发现于墓葬之中,除了一般的依生前的模式安排丧葬之事之外,这类物件可能又都含有镇墓兽的作用,用来保证人生 “长夜 ”的安全,与商代墓葬往往殉犬的用意相同。枭类题材的艺术品在秦汉时期,除个别的而外,都发现于墓葬之中,正见这种古代习俗延续的时间相当长久。
《尔雅 ·释鸟》中两处记载 “狂 ”这种鸟:一处说 “狂,茅鸱”,“茅 ”可能是 “猫 ”的借字,“茅鸱 ”就是猫头鹰的意思;一处又说 “狂,㝱鸟”,“㝱”是“梦 ”字的繁体,可见茅鸱又名梦鸟。枭类既然被看作梦鸟,如果不是把它看作梦之神,便是充当梦之神与占梦巫觋之间的使者。《山海经 ·大荒西经》也谈到狂鸟,“有五彩之鸟,有冠,名曰狂鸟”,但与枭类的形态毛色不符,可能是把枭类神化了的缘故。这种神化了的枭类,在商代青铜器中似有迹可寻,如有的鸮尊与鸮纹,鸟头上的毛角为一种菌状角所代替 ——这种菌状角是一种神圣的标记,常见于龙蛇的头上,也见于人首蛇身的神的头上;枭类的头上既然同样有所发现,显然不同一般。(图26)
综上所言,枭类在商代曾备受尊崇,它之所以受到尊崇,当然不是如近代那样,发现它是一种益鸟应加以保护的缘故。这既是古代社会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崇武的道德观与审美观所决定的,也是由于青铜时代去古不远,生产水平依然相当低下,致使许多比较原始落后的宗教崇拜继续保留了下来,而统治阶级本身愚昧落后,对于这些都坚信不疑,同时也有意识地利用来加强神权的统治,并幻想借此为自己祈求福佑。至于枭类题材的衰落,也许与商周两族的宗教、风俗不同有着一定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宗教迷信的统治终究在削弱之中。西周中期已把枭类看作一般鸟类,不再盲目崇拜,应是思想有所解放比较正常的现象。但不幸的是,旧的宗教迷信破除了,而新的误解与成见复又代替了它,此后又把枭看作不祥之鸟,甚至是不孝之鸟,这自然同样是错误的。推寻所以如此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枭类题材的艺术品在丧葬方面运用最普遍,延续的时间也最为长久,因而被人们看作死亡的象征、种种不吉祥之事的预兆。中国古代关于枭类的好恶观,因时、因地区、因民族而有所不同,其间的差异与变化相当复杂,那已是民俗学研究范围内的事,与中国青铜时代的艺术无关,这里就不做探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