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神兽从未由于年代久远而丧失生命力。相反，神兽活跃在时下各种影视、网游产品中，以其荒诞奇特的外形展示着古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或者沉淀在亘古流长的民俗中，凝作传说故事为一代又一代的人传承；抑或只是作为屹立至今的古建筑屋顶上的一列脊兽，安静地聆听风吻过岁月，任那些痕迹爬上自己的身躯。

　　本文主要介绍一类狮形兽，即“天禄”“辟邪”。乍一说起这两个名字，也许会有些陌生，不过提到“貔貅”或者门前石狮，会觉得熟悉。有说法认为貔貅、石狮皆由天禄、辟邪发展而来。这种说法可信吗？

　　天禄、辟邪神兽创造于汉代。虽然早在先秦文献中就已有“天禄”“辟邪”词汇，不过当时并不用以指代神兽，而分别作为虚指的吉语、或者贬义词。入汉以后，这两词既延续了先秦的语义，也逐渐指代神兽。如《续汉书·與服志》载：“皇后谒庙服，步摇，以黄金为山，一爵九华，熊、虎、赤罴、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六兽，诗所谓‘副筓六珈’者。”王观国按：“《后汉與服志》又谓之天鹿，则天禄为兽不疑矣。”天禄兽寓意吉祥。《急就篇》云：“射魃、辟邪除群凶。”颜师古注：“射魃、辟邪，皆神兽名。”辟邪也指能够除凶保平安的神兽。

　　那么，这两种神兽是何形貌，该如何区分？这个问题较难回答，因为在文献材料及考古实物中，它们的定名和形象都比较混乱。

　　相关的最早文献可追溯至曹魏时期，《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的乌弋国“有桃拔、狮子、犀牛”，孟康在为其注时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者）两角[者]或为辟邪。”孟康之说在宋元明清的大量文献中得到了沿承。

　　在现代学界，对天禄、辟邪的命名问题存在争议，目前大概有四类说法。以朱希祖先生为代表的第一类说法是：独角为“天禄”，双角为“辟邪”，天禄和辟邪的总名叫“桃拔”。以朱偰、罗宗真及李蔚然先生为代表的第二类说法是：独角为“麒麟”，双角为“天禄”，无角的则为“辟邪”。以杨宽、曾布川宽、刘敦桢、林树中、梁白泉及卢海鸣先生为代表的第三类说法是：独角和双角都为“麒麟”。以孙机及宋震昊先生为代表的第四类说法是：独角为“辟邪”，双角为“天禄”。

　　而就考古实物看，天禄、辟邪的形象也和古典文献材料有冲突。目前发现的汉代实物材料分为两类形态，一类是二维平面性质的，如铜镜、铜牌、画像砖、画像石以及墓葬壁画等；另一类则是三维立体性质的，这主要体现在大型的神道石兽、中型器座、小型玉雕石雕等器物上。其中带有“天禄”“辟邪”榜题的材料，基本能够锁定在神道石兽、铜镜、铜牌及画像石四类材料上。在孟康笔下，天禄、辟邪的形象是“似鹿，长尾”，可实物材料并非如此。其中情况最混乱的是铜镜图像，铜镜系统难以作为判断标准。

　　面对盘根错节的天禄、辟邪系统，我们不能不加区分地大而化之，而应在不同的图像实物系统中，按不同的标准区别其形象及名称。在其余带榜题的三类实物中，陵墓石兽无论在体量、数量、技术还是制度化上，都为典型，能作定名和形象的标准；且由此产生的标准也能够为铜牌、画像石所印证。所以综合考虑之，可从陵墓石兽上寻找依据。

　　如今可考的天禄、辟邪陵墓石兽集中在东汉。存世可见、有铭文标记其名称的，仅有一件出土于河南南阳东北尚庄附近的东汉汝南太守宗资墓前的石兽。它的右肩上，有明代人依据《汝帖》旧文补刻的“天禄”铭文。它与另一件同为宗氏家族墓出土的石兽，被今人配作一对，现收藏于南阳汉画馆。

　　这对石兽由石灰岩雕成，其中天禄通高165、长220厘米，右肩镌有“天禄”铭文；另一只则通高165、长235厘米。这对石兽的头顶、面部都已经被损坏，另外四肢也已不见，只能大致看出它们昂首挺胸，头、颈部与臀部翘起的身躯，连成了一个大写的“S”形，肩生半月形双翼。虽然无法得知这对石兽头顶角的情况，但我们可以推论在神道石兽中，“天禄”“辟邪”确实是指这种有翼、狮身的石兽。

　　与宗资墓前翼兽形制类似的东汉石兽，以狮子作为原型，有翼，最标准的形象还需头顶带角。关于它们的定名，应该尽可能还原古代背景，考虑古人的说法。孟康之说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文献资料，孟康本人生活于曹魏时期，上承东汉，对东汉人的命名应该有更深的理解。我们应当充分尊重孟康的意见，即以独角兽为“天禄”，双角兽为“辟邪”。

　　天禄、辟邪的形象还有一个演变过程。在西汉，尚未见到如此的大型雕塑；只咸阳汉元帝渭陵出土一对玉质翼狮，两只狮子体量小巧，头顶带双角，一只作昂首挺胸状，肩生长条形双层重羽；另一只则作低首匍匐状，属于西汉晚期器物。未见比这更早的本土翼狮实物材料。

　　当然西汉早、中期也有被称作“辟邪”的器座，最常见的是被雕作有翼神兽状的编钟座，但多以骆驼、马、及龙首作为原型，前两者头顶无角。由此可知，从最初产生到定型，天禄、辟邪经历了由上述三种动物为原型的过渡后、又固定为以狮子原型的过程，形象最终在东汉陵墓石兽处才真正定型下来。

　　关于这一问题，学界也多有讨论，目前基本形成三方面意见：西来说、本土说和中西融合说。其中的西来说意见占据主流，如波斯、斯基泰等艺术中有翼狮的形象，并且作为天禄、辟邪原型的狮子，即是外来。不过若考虑到有翼、带角等想象性元素，则无法忽视本土文化的影响。

　　如前所述，以狮子作为翼兽原型的实物材料，自西汉晚期才出现，这和狮子是从西域传入我国的动物有关。最早记载出现狮子的文献在战国，那时人们将它叫做“狻猊”。如《穆天子传》卷一称：“柏夭曰：‘征鸟使翼，曰……，乌鸢、鶤鸡飞八百里。名兽使足[曰……]，狻猊[日走五百里]，野马走五百里，邛邛距虚走百里，麋[走]二十里。’”郭璞注：“狻猊，师子，亦食虎豹。”又《尔雅·释兽》记载：“狻麑如虦猫，食虎豹。”郭璞也注：“即师子也，出西域。汉顺帝时疏勒王来献犎牛及师子。”

　　明确记录狮子传入我国的文献，是在东汉。《后汉书》中多次提到，月氏、安息、疏勒等地向汉朝献狮子。如《后汉书·班超传》：章帝建初四年（79年），“初，月氏尝助汉击车师有功，是岁贡奉珍宝、符拔、师子，因求汉公主。”《后汉书·和帝纪》：和帝章和二年（88年）“冬十月乙亥，以侍中窦宪为车骑将军，伐北匈奴。安息国遣使献师子、扶拔。”《后汉书·顺帝纪》：顺帝阳嘉二年（133年），“六月辛未，……疏勒国献师子、封牛。”

　　至于翼兽、或者带角的神兽，在先秦本土文化中早已出现。当然，翼兽中要排除鸟类，或鸟类与其他动物混合、杂糅的神兽，常见的是翼虎、翼龙等，它们就以本土传统动物为原型。其羽翼形制可分作半月形和长条形两种类型，秦臻《汉代陵墓石兽研究》一书认为半月形羽翼的艺术源头来自中国青铜装饰与斯基泰艺术风格。其实长条形羽翼也早在春秋时期的本土艺术中就已出现。如一件传为山西太原出土、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子乍弄鸟尊，为春秋晚期青铜器，全器铸成凶猛的鸮，其翅膀为上下两重叠羽，每重各由五行较长的羽翼组成。

　　带角的神兽在先秦也常见，如青铜器上普遍的兽面纹，头顶就有角。又如山东淄博市淄江花园辛店二号墓出土一件战国早期兽柄青铜豆，豆柄塑作立虎造型，虎首向右方扭转，两前肢向上半举支撑托盘，胸部前挺，身躯挺立。立虎头顶一独角向后上扬，形状近似“L”形，与孙旗屯出土有翼独角兽的角形制相似。

　　因此，虽然狮子是外来动物，但由于本土文化中的翼兽、角兽也在先秦已经出现，且其羽翼、角的形制可能对天禄、辟邪的影响更大，所以推测这两种神兽还是中西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

　　汉代天禄、辟邪形象资料的种类、材质虽然较多，但其中以陵墓石兽的形制与影响力最具代表性。虽然刻作这两种神兽形状的石兽到东汉才出现，但先秦时期已有陵墓石兽之雏形。郦道元《水经注》描述过西周宣王时的名臣仲山甫墓前的石兽：“中山夫人祠南有仲山甫冢，冢西有石庙，羊虎倾低，破碎略尽。”

　　陵寝制度在秦代发生变革，原先为先王设立的“寝”自都邑中的宗庙里分离、改设到帝王陵墓旁，并在陵墓附近设置“庙”作为祭祀场地。到东汉，以明帝举行上陵礼为标志，陵寝的地位提升，宗庙的地位下降，以朝拜和祭祀为主要内容的陵寝制度得以确立。

　　而神道石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唐代人封演《封氏闻见记校注》载：“秦、汉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在墓园地面上放置石刻神兽，以起到保护墓主人的魂灵顺利升仙的信仰功能。

　　文献中最早关于秦代陵墓地面石兽的记载，是关于秦始皇骊山陵墓的石麒麟，如《三辅黄图》中的记载。《西京杂记》也提及此，描写得尤为生动：

　　五柞宫有五柞树，皆连抱，上枝荫覆数亩。其宫西有青梧观，观前有三梧桐树。树下有石骐驎二枚，刊其肋为文字，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也，头高一丈三尺。东边者前左脚折，折处有赤如血。父老谓其神，皆含血属筋焉。

　　《西京杂记》本乃文人笔记小说一流的文字，似幻亦真，半是采撷真实半是无稽想象。因此这两件西汉离宫五柞宫中藏着的石骐驎，说是来自骊山皇陵，却被勾画得通了灵，竟生了血肉筋骨，简直犹如羚羊挂角，仙影飘然。

　　目前考古实物中所见的陵墓石兽，最早是西汉霍去病墓周围的石刻群，它们形象展示了陵墓石兽的形制。东汉陵墓的神道石刻已成规模，也被制度化，其中的石兽往往被布置在祠堂或祠庙之前，成对出现在墓前大道（神道、隧道）的两旁。

　　东汉时期，现实中的狮子因其凶猛威力而被艺术化，变成天禄、辟邪石兽，位于墓园的神道两旁，以危害死者的鬼魅，起到辟邪除凶的作用，保护亡灵并引导帮助其顺利升仙。目前发现的天禄、辟邪石兽，不少是成对出现，加上其出土墓葬的空间分布，能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东汉的墓园制度。如在四川雅安高颐阙、芦山樊敏墓前的有翼石狮。

　　高颐阙位于雅安县城东七公里处，建于东汉建安十四年（209年），分为东、西两阙，两阙相距13.6米。在高颐阙的北面有高颐墓，距离阙有163米。墓前有碑，碑文曰“汉孝廉高颐墓”。阙前排列着两只狮身石兽，身高1.1、长1.6米，肩生双翼。如此，从北至南，墓、碑、阙、兽，就构成了高颐墓园的整体形貌，这对于我们了解汉代墓、阙的布局有一定参考意义。

　　石刻的天禄、辟邪大多出自墓葬茔域范围内，也有部分传世品。目前全国有数十件被考古工作者命名为“天禄”“辟邪”的东汉石兽，或者虽未有明确的定名，但也具备有翼、带角、类似狮子等特征。它们主要分布在今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和四川等地。各地区出土的石兽，都具有较鲜明的地域特色。

　　河南地区出土的天禄、辟邪最多，造型也最为精致完善，基本以狮子作为原型，配以羽翼或角，身形矫健精干，大都是昂首挺胸、迈步向前的姿态。河北地区出土的石兽较之河南石兽，整体造型类似，皆昂首挺胸，但体态更为宽胖浑圆。四川重庆则是中原之外、崛起于西南方的又一石刻重镇，这里的石兽最为浑朴，整体造型虽类似于昂首挺胸、迈步向前的翼狮，但雕刻手法更为粗狂朴拙，不如中原地区的细腻精致。

　　在这数十件石兽中，有一对东汉中期晚段的天禄、辟邪，以其活灵活现的动态造型、精雕细琢的高超技法和雄奇瑰丽的艺术想象，为我们展示了汉代人的精神风貌和雕刻水平。

　　这对东汉有翼石兽出土于1954年河南洛阳涧西区孙旗屯防洪渠工地。其中一只头顶长双角，它刚出土时，眼部以下部分均已残缺，后经修补完整；通高109、长166厘米，现藏洛阳博物馆。而另一只则头顶长独角，通高122、通长165厘米，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对石兽的整体造型都呈“S”形，行走状，质地为青灰色石灰岩，独角兽全身被淡红色土锈所包裹。独角兽首略向右偏，双角兽首则是微向左偏。面部五官清晰，双目圆睁，眼部线条狭长而流畅，内眦开角宽阔，好框入其中又大又圆的瞳孔，而上边一抹眼线自前往后勾勒出先扬后抑的线条、到眼角处又斜飞延伸，呈现出近似丹凤眼的眼型，格外神采奕奕。眼角之后，各自两只椭圆形的耳朵挨着头部向后斜伸。两兽的鼻子顺着面庞上仰，露出两只鼻孔。鼻子下，各自的大嘴张开，各露出上下的一排牙齿，下排可见獠牙，舌头均向上翘起，似乎它们正在咆哮，引来雷霆万钧。下颌各一条长须垂胸。

　　两兽颈部略微前伸，颈项上部皆阴刻七字隶书铭文“缑氏蒿聚成奴作”。它们的身形矫健，前胸挺起，呈现出昂首挺胸的样子。肩生双翼，脊背呈连珠状，身体重心位于前部。身后均拖有长尾，尾巴粗大，始自臀部上方凸出略向上翘的根部，随后部分自然下垂，向后外括，略呈成“C”字形。尾巴以阴线刻的兽毛分作四段，独角兽的尾部最下一段则未见阴线刻，打磨光滑。它们尾末皆直抵底板，在四爪足之外又增加了一个增强稳定性的支点，5个支点一起落于长条形底板之上。

　　两兽四爪足，各自的右前腿、右后腿皆向前迈，左前腿、左后腿则蹬在后边起到主要发力和支撑的功能。腿部肌肉矫健有力，姿态结合着上半身，整体显示出一种不疾不徐、雍容肃穆的王者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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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貔貅别名天禄、辟邪的说法。“貔貅”一词在汉代也已出现，如《史记·五帝本纪》曰：“（轩辕）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但在古代似乎并无明确将它与天禄、辟邪相联系的记载。至于今日常见一种雕作狮形、寓意吉祥的玉饰，被称作“貔貅”，它是否与汉代的天禄、辟邪有关联？还有待考证。

　　可以确定为本文所讨论两种神兽演变而来的，是南朝帝陵的石兽，以及后来逐渐褪其神奇色彩、流于日常化的石狮。南朝继承了东汉陵墓中的天禄、辟邪制度，今南京地区多有发现这类石兽，它们较之东汉的技法更为精细成熟，少了几分曾经的古拙意味。而更大的变化不仅仅在于形貌，还发生在功能与被运用的场域中，根本之处在于从东汉威严无双的镇墓兽，演变成了后来生活中府宅门前的看门兽。这种变化自魏晋以来就慢慢发生着：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以来，本土的狮子艺术深受萨珊波斯文化影响，狮子形象开始增加卷发，身躯被犬化；尤其在胡风大盛的唐代文化中，这种趋势得以定型。

　　清代的门狮习俗格外流行，富贵人家的府门前必得搁置一对镇宅石狮。比如《红楼梦》里写府宅之盛，最不经意的一个细节是，黛玉和刘姥姥出场打量宁荣二府时，不约而同都望见了府门口的两个大石狮子。冷郎君柳湘莲也是，在他对贾府颇为决绝的思维印象里，倒还记得东府里有两个石狮子是干净的。这三位身份地位各不相同的人物，都无一例外地注意到了石狮。曹公手笔便是如此，从不肯直露，总把那番气象巧妙地隐藏于白描细节之下，令贾府老宅子那种久经时间与人事之后、沉淀淬炼下来的荣华，由石狮子一类的旁峰侧岭烘托超逸，才来得底蕴悠长而醇厚，与曹公的文笔一样，已至臻境。

　　清代门狮凭其精美入世的造型和高超细腻的技法，俨然成为传统狮子的典型标本。直到今天，石狮艺术都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一对经典的门狮形象往往是一雄一雌，一左一右地并排蹲坐着，皆为卷发，颈项上挂有铃铛，瞋目怒吼，神态威猛，但皆已无角无翼。门左的石狮右脚踩绣球；门右的狮子可能左脚踩一幼狮，幼狮背倒贴石座、倒身四肢朝天、腹肚被大狮踩摩，一大一小狮子似在嬉戏，天伦之乐溢于言表……它们不拘一格的造型艺术，于威严中延传着人情的温美。

　　上溯至东汉、流传至今的石狮艺术，在数千年的岁月长河中推陈出新、保持着生命活力。最初由异域传入、融合了本土文化，诞生出天禄、辟邪，而后持续不断地兼容并包；并自墓茔转换到滚滚红尘之地，如今依旧在镇守门宅、保佑阖府安康。它们以这种静默不语的姿态，延续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智慧，为人们展示了一个陌生又亲切的、与我们民族记忆根脉相连的精神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