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这一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动物，很早就与人类关系密切，特别是进入农耕社会以后，它被人驯养，成为人类生存必需的一分子。并且，羊有时还会被赋予某种信仰风俗上的含义，成为人们表达愿望的象征物。

　　我国古代艺术对羊作了准确而生动的描摹。比如在商周青铜器上常见的兽首纹，就多以羊首为原型。在汉代艺术中，羊的造型更是纷繁多姿，它既可以被塑作灯座的造型，如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青铜羊灯；也可以被雕作神道石兽，放置于墓园，如陕西兴平霍去病墓前的石羊雕塑；而刻画羊题材最丰富、数量最多的作品，还是画像石。

　　画像石上的羊既出现在现实生活场景中，也以神兽的形态出现在仙境中。前者不难理解，因为大量画像石图像就是时人现实生活的写照；但在后者中，为何原本平平无奇的羊成为了神兽？它作为神兽会有哪些图像表现与场景展示？反映出汉代人怎样的观念和信仰？从中可以洞见汉代人什么样的想象空间与知识结构？这些都是有意思的话题。

　　刻有羊图像的画像石在几大汉画区皆有分布，其中带翼羊、乘羊、羊首等几类图像明显具有神话色彩。

　　安徽宿县褚兰汉画像石墓M2石祠堂中，其东、西壁墙基石各自的南侧面上，皆刻有一只翼羊伏卧于树下（图1）。画面上的树木线条分明，主枝分作上、下两层，每层主干上绽开一排扇形枝叶，形似合欢树。树下有一羊伏卧于地，羊首顶上双弯角向外卷，双耳竖立；其中东壁石上的羊下巴蓄有一绺长须飘拂于胸，西壁石上的羊则无胡须。两只羊的肩部皆长有一对羽翼，向上翘起；四肢跪伏在地上，身躯后背处向下凹，臀部略抬，自背至臀部连成一条流畅曲线。两只翼羊体态安详、静若处子，与身后树木一同营造出自在闲适的氛围。

　　羊图像更为明显的神圣属性表现在它与云气纹、其他神兽等相组合时，周围环境与组合对象的神性共同暗示着羊所具有的非凡仙气。陕西画像石上的云气纹独具特色，它往往被描绘为一条长藤状，自左向右或自下而上蔓延着贯穿画面，藤状主干的侧旁再纷纷延伸出分枝一样的线条，枝头绽开花状云朵；在云气之间此起彼伏地出没着各式神禽异兽，整幅画面极其生动。

　　在陕北画像石上有的云气纹中，就刻有神羊图像。如一块绥德墓门楣画像石，画面分上下两层，上层为云气纹图像，下层为历史人物故事图像（图2）。在上层画面的左端，便刻有一只神羊，但见它昂首奔跃，头顶双角曲长向后，下巴胡须随风飘拂，四蹄腾空而起在云间翻跃，富有动态感。加之整幅云气纹中隐没显现的其他神兽，特别是神羊前面内含金乌的月轮、后面的双角神兽，也印证出羊的神性，它们相互共同组合成仙界图像，反映出汉代人对于神仙世界的浪漫想象与无尽向往。

　　再如另一块绥德墓门楣画像石，构图大致呈左右对称的形式（图3）。从左右两端向画面中央的图像依次为：日、月轮，鹤衔鱼，奔马及仙人乘鹿，直到正中央为一只神羊，背景依旧饰流线云纹。此羊于云端向左方挺立，昂首挺胸，头顶独角后向卷曲，五官清晰；左前与左后蹄站立于地，右前与右后蹄则扬起，姿态悠然而自得。两旁的鹤、马与鹿皆从左或右方朝向中央而来，使得画面的中心也就成为视线的聚焦点，神羊正好位于此点上，标志其为画面的主角。

　　刻仙人或胡人乘羊图像的画像石也值得关注，这类画像石在鲁南、苏北、陕北等地都有所见。

　　如一块绥德墓门右立柱石，其上画面分作六格，按照从上往下、从左往右的顺序依次为：两人并肩坐在华盖下的图像，舞人与麋鹿图，羽人、翼羊和羽人骑羊相组合的图像，翼龙图，鸡首人身神图像，以及翼虎图（图4）。在刻有羽人骑羊的那格图像中，在右上方刻一侧立羽人，羽翼飘然，面向画面左上方的一只翼羊；画面下方则刻一羽人骑在羊背上，羽人的双臂高举、双翼上扬，羊独角向前曲伸、角尖向上卷，体态矫健。

　　李发林先生曾总结骑羊图像的画像石，认为其在山东常见，如在邹县下黄路屯、济宁城南张村、嘉祥、临沂白庄等地都有发现；当这类图像与神兽仙人等相组合时，其含义应与神灵相关。

　　汉代青铜摇钱树的陶座上，也往往塑有乘羊图像。青铜钱树是汉墓中的一种明器，主要分布于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陕西汉中，乃至甘肃武威、甘谷、宁夏固原、青海大通、乐都等地区，也有流失到海外的；其流行时段可至东汉早期持续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寓意为墓主人提供财富、保护其升仙以及保佑其子孙繁荣昌盛。钱树树座多为陶制，塑有仙人、神兽等仙界形象，或狩猎、庖厨、乐舞等人间画面。如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就收藏有两件刻羽人乘羊的陶制树座，其形制相仿：底座皆由泥质红陶雕刻，上小下大，呈覆钟状，上部圆雕一羽人骑在一翼羊身上，羽人怀抱圆柱插座，大耳，面带微笑，肩生双翼，半裸穿着半身裙；翼羊带角、长须，翘尾挺立，腹下还有一只小羊在吮吸奶汁。

　　山东还有一种刻羊首图像的画像石，也与神话题材相关。这类图像多见于门楣画像石上，多为一个羊首居中，也有两或三个羊首在画面上左右平均分布的，周围夹带着其他造型各异的神兽。

　　如济南长清区大柿园东汉画像石墓墓门横额石的正面（图5），居中高浮雕一正面羊首，头顶硕大的双角分别于左右侧向下翻卷、造型优美，羊面部五官清晰、神态安详；其两侧分别为青龙、白虎。青龙在东侧，昂首向前，龙首前、后各有一仙人，龙爪前还有一飞鸟；白虎在西侧，回首后望，一仙人乘坐白虎身上、手持虎尾，白虎后刻一飞鸟，画面背景装饰着云气纹。这种与仙人神兽相组合的羊首，也应与神仙世界有着密切联系。

　　羊首除了出现在画像石上，还可能被雕刻在金属饰物上。如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金羊首饰件，宽4厘米、高3.8厘米，雕一正面羊首形象，双角也自头顶向左右两方垂下、角尖卷翘，尽显雍容之气派（图6）。也有的金饰件上并列雕刻双羊首，如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8件羊首纹金饰片，它们原为缀在南越王丝巾面罩上的装饰品。每件金片上各雕有两个相背的侧面羊首，每个羊首显示一个尖角，也自上垂下、角尖卷翘（图7）。

　　在金属上刻动物图像，多为北方草原文化的风格，本土文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受其影响，羊首纹金饰即属其产物。如斯基泰文化中的一件双羊铜器，上塑双羊首，头顶双角长而向后弯曲；颈项以下各伸出一扇羽翼、分别向左右展开，羽翼由数条长条形羽毛组成、翼尖向上微卷，线条简洁而明快，造型刚健、充满力度，又因流畅的弧线而被赋予了柔韧与弹性（图8）。

　　羊在汉代作为神兽，其形象被刻画在形形的器物，如画像石、画像砖、陶制明器、金饰、铜器等上。图像的分布地区基本覆盖汉代帝国的领域，流行时段也贯穿了两汉。

　　神话动物的造型取材于现实生活，其手段往往是在现实动物的基础上加以想象性元素、赋予其神力，能被化用的现实动物身上往往具备可被神圣化的因素。这些因素，可以是外型上的出尘奇特，也可以是精神内涵上的契合。就羊来说，它之所以能够成为神兽，且其图像的流行能有如此盛况，既与现实的生活生产条件紧密相关，也离不开当时人对羊的主观认识与想象。

　　透过神羊这一图像，我们能够贴近汉代社会的现实，也能够了解当时人们的造神逻辑。

　　羊在外型生理上具有丰满、绵柔的特征，给人以安详、和美、端庄之感。《说文·羊部》：“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给膳也。美与善同意。”徐铉注曰：“羊大则美，故从大。”另外，羊的肉鲜美，经驯化，它还能承担一定程度的重力,可用作出行或农作的工具，这些特性都有益于人类生存，所以人们将之驯养以改善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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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先秦时期，羊就已被用于祭祀和日常生活，汉代延续了这些风俗。羊常被描绘在画像石上的庖厨、狩猎、车骑、甚至乐舞中的建鼓图像中，还有一类专门表现牧羊的图像，更是栩栩如生地描摹了汉代养殖羊群的情境，这类画像石在山东、陕西绥德多见，应是当地畜牧业与经济发达的写照。

　　如榆林横山孙家园子墓墓室门楣石的图像，充满生活化情趣（图9）。画面右方自左向右刻有牧牛、牧羊及相马图，其中的牧羊图中，左侧有一羊站立，后蹲一人俯首挤奶。右侧立一人，面向一群朝他奔跃而立的羊，羊的姿态各异，或前蹄顿地、后蹄扬起，形容其急速奔跑的动态；或四肢立地缓步向前；格外有趣的是居中、正面对牧羊人的一只大羊，它低头埋于胸前，弓起身子凸出后背，臀部的重心向后，四肢立地但皆向后倾，在它的后背上挺立一只小羊，应是子母图像的写照。大羊如此奋力相抵的情态，与其背上小羊的天真盎然形成对比，可能正突显出大羊对小羊的爱护之意。画面形象反映出当时社会家畜业的繁荣。

　　而其他器物，如陶质房屋、羊圈等模具上也有此图像。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藏一件釉陶羊圈，施深绿釉，露天，平面为长方形，四面为矮墙，前部正中开一长方形门。圈内立有四只小羊俑，右侧有一人俑骑在一只大羊俑上，应为牧羊人。这件釉陶器可能出土于河南三门峡地区的东汉墓中，也是当时农业经济的写照。

　　羊天性温厚、富有忍耐力，这一特性被汉代人准确捕捉并加以演绎，进一步赋予羊孝顺忠厚的品格，以印证儒家所宣扬的美德。《春秋繁露·执贽》曰：“羊有角而不任，设备而不用，类好仁者。执之不鸣，杀之不谛，类死义者。羔食于其母，必跪而受之，类知礼者。故羊之为言犹祥与，故卿以为贽。”儒者认为羊具备仁、义、礼等美德，有利角却不伤人，怀仁者之心；被伤害却默默忍受，操义士之节；而羊羔跪奶，则体现出它知礼孝顺的品质，故人们将之视作吉祥物。

　　汉画中多见母羊哺乳的图像，多描摹得温情脉脉。广东省博物馆藏一件佛山大松岗出土的东汉陶羊，胎质为红陶，高12.3、长16、宽10厘米（图10）。一只母羊跪伏在地，头向右转，目光下垂，慈爱地注视着依偎在怀里的两只稚嫩娇憨小羊。小羊一前一后黏贴着母羊，一只垂直攀爬在母亲的肩部，四肢紧扣母亲的身躯，脑袋歪向一边、面庞凑至母亲的嘴唇，似在与母亲咩咩呀呀地絮语；另一只则挤在母亲的腹部，头部前伸、嘴唇前努，四肢立地，小尾上翘，似在开心吮吸奶汁。这件陶塑格外传神地摹刻出舔犊情深的情形。

　　四川出土汉代青铜摇钱树的树座上，有塑仙人骑羊图像的，其中有一些大羊的下方也刻有一或两只吮吸奶汁的小羊。周克林先生做过相关统计，这类资料如新都互助村M4汉墓出土的陶树座、绵阳涪城区石塘乡汉墓出土的陶树座、重庆国有博物馆2001年入藏的陶树座等。

　　因此，羊本是随处可见的寻常动物，人们凭借它既能够满足一些日常生活所需，又因其丰美温顺的特质而契合了自身的审美心理，从而在对其产生好感的基础上，将之想象作可依赖的神兽，寄托着人类的情感信仰。

　　《列仙传·修羊公》记述战国时代魏国人修羊公的神奇事迹：“语未讫，床上化为白羊，题其胁曰：‘修羊公谢天子。’后置石羊于灵台上。羊后复去，不知所在。”羊与仙人之间似乎存在某种特别的联系，之所以如此，可能与当时羊代表吉祥的观念有关。

　　《说文·羊部》：“羊，祥也。”《释名·释车》云：“羊，祥也，祥善也。”注曰：“汉碑每以吉羊为吉祥。”汉元嘉刀铭文载：“宜侯王，大吉羊。”汉代的铜镜、瓦当等器物中亦多有“大吉羊”的刻铭，当时人常以“大吉羊”一词来表达“大吉祥”之义。

　　江苏邳州东汉彭城相缪宇墓后室东壁南侧的画像石，画面分上下四格，从上往下的第一、二格各刻人物图像，第三、四格各刻瑞兽图像（图11）。其中第三格画面的左侧为一羊，左向而立，双角卷曲，神态祥和，长有胡须，羊背上栖有一鸟，回首后顾，羊前方榜题为“福德羊”三字；右侧为一鹿形带蹄神兽，头顶竖一带肉独角，傲然挺立，长尾垂下，此神兽的榜题为“骐驎”。从榜题和相组合的骐驎兽可知，羊也被赋予了保佑人有福气、德望等美好愿景的特质。

　　羊可能有驱邪的寓意。“羊”通“阳”，在道家学说有否去泰来之义。《史记·孔子世家》形容孔子的相貌时曰“眼如望羊”，《释名·释姿容》曰：“望羊：羊，阳也，言阳气在上，举头高，似若望之然也。”注引毕沅言曰：“古‘羊’‘阳’字通”。我们今天调侃说“挂羊头，卖狗肉”，可在汉代魏晋人那里，他们却普遍相信门上悬挂羊首，能起到压胜之用。《太平御览》兽部引裴玄《新言》曰：“正朝县官杀羊悬其头于门，又磔鸡以副之，俗说以厌厉。”“初年悬羊头磔鸡头以求富。”“《杂五行书》曰，悬羊头门上，除盗贼。”也见于《荆楚岁时记》。前述山东多见刻羊首图像的画像石，其含义得到文献记载的印证。

　　更直接的图像证据如洛阳烧沟61号壁画墓墓门内的门额上，竖有一块长方形空心砖，砖上彩绘着壁画（图12）。画面中上部绘一只正面羊首，双角在左右两侧向下钩卷，上以浓墨绘角的环节；双耳竖立，双目圆睁，嘴向前伸。羊首旁绘一株树，树顶栖息几只飞鸟，下方的树枝上搭有一件红衣；羊首正下方则有一只红白彩绘的凶猛翼虎，正俯身按住一名裸身女鬼咬噬。这幅画面将羊首与虎噬鬼魅图像组合在一起，羊首可能也带有驱魔的含义。

　　与之类似的有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据说出土于洛阳八里台的壁画。画面分作上下两部分，上方居中绘一正面羊首，其形制与洛阳烧沟61号汉墓中的如出一辙；羊首的左右两侧绘大鬼驱傩图。画面下方则绘一列人物图像。在此幅壁画中的羊首也是与反映驱魔辟邪的图像相组合。

　　羊可能被视作帮助墓主人升仙的工具，此时羊往往以仙人坐骑的形式出现。《列仙传》载：“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时，好刻木羊卖之。一旦骑羊而入西蜀，蜀中王侯贵人追之上绥山。绥山在峨嵋山西南，高无极也，随之者不复还，皆得仙道。”前述画像石、摇钱树座上的相关图像，与文献互相印证，证明乘羊可能带有成仙的含义，羊是作为一种升仙工具。

　　骑羊图像在汉代有现实基础。王子今先生讨论过汉代儿童的各种游艺项目，其中一项名“挽满”，为一种习射游戏。《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匈奴儿童骑羊所射猎物用以食，反映出游戏与生产、生活的密切关联。洛阳、偃师都出土过作拉弓引射状的骑羊石俑，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则藏有体量较大的持管状乐器的骑羊俑圆雕石刻。这些文献及实物资料都反映出骑羊在现实生活中的普及，不仅限于牧羊人的活动。而当这类图像被运用到墓葬中，特别是明显反映出其不凡、与仙界相通的特质时，可能便带有乘羊升仙的神奇寓意。

　　羊这种现实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动物，却被汉代人赋予了如此绮丽的想象、投射了诸多美好的情感，反映出汉代人与自然世界的和谐关系。只有对身边的事物抱有好奇、亲近的情感心理，才可能如此活灵活现地摹刻出小动物各式各样的动态，并且能够带着善意去理解它们，甚至借它们来承载自己心中的神圣意义，希冀双方能在属灵世界里达到某种程度的共情。

　　将羊从祭祀品、日常食物，逐渐转化为代表和善、孝顺、宽容等一系列美德的象征物，并进一步神化为引领升仙的神圣物。那些远逝的风土人情与瑰丽想象，凝固保存在神羊形状器物与图像中，以物质文化的形式展现，使我们在将近两千年的岁月后，重新贴近汉代人的音容笑貌。

　　徘徊顾盼，相与延恋而不忍去。先民们曾经鲜活的爱欲与呼吸，就这样延展进一幅幅图像当中，融入民族的记忆，为一代代人所继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