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考古发现的青铜器、金器和玉器具有突出的创新性特征，为世界古代文明发展历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中国青铜时代谱写了丰富多彩的华章。我们应当如何认识这些神秘震撼的古蜀青铜器？一起跟随“星耀中国”策展人、青铜部研究馆员胡嘉麟的文字，探秘古蜀文明吧。

　　三星堆文化最令人感到神秘和震撼的地方就是以青铜神树、祭坛和各种神灵动物组成的祭祀神灵系统，以及由高大的青铜人像、各种发式的青铜人头像和造型奇异的青铜面具组成的祭祀人物系统。二者之间的结合构成了古蜀人对天地山川、祖先神灵祭祀的历史场景。张光直先生曾说：“中国青铜时代的最大的特征，在于青铜的使用是与祭祀和战争分离不开的。换言之，青铜便是政治的权力。”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分为天地人神不同层级，只有巫觋通过巫术仪式和宗教活动才能沟通分层世界中的天地人神。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第一次将中国古史传说中被认为是“神话”的历史场景通过实物的方式再现。

　　在中原文明和古蜀文明的古史传承体系中，颛顼都有重要的地位。蒙文通先生称“自黄帝而后，要以颛顼最为杰出”，最大的贡献在于“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国语·楚语》记载：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颛顼结束了自远古以来人神不分的局面，从此沟通天地人神需要仰仗巫祝与巫术。《山海经》中古史传承体系不是以黄帝为中心，而是以帝俊和帝颛顼为中心。已经有不少学者注意到《山海经》描述的“天下之中”不是中原地区，主要在巴蜀、荆楚之地，其中许多篇章都可能是巴蜀地区所流传的典籍。蒙文通先生称：“《山海经》于岷江上游又著岷山、嶓山、崃山、女几之山、高山、曼山，又著岷三江、南江、北江，《山海经》所载至广，而独于此岷江上游蕞尔之地载之至详。”因此，《山海经》所代表的文化体系与中原不同，属于南方文化系统，特别是与巴蜀、荆楚的文化关系特别密切。那些看似“荒诞不经”的古史传说，恰好反映了以颛顼为核心的古蜀文明极重天地鬼神和人神沟通的历史背景，与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多有契合之处。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太阳形器、青铜神树，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太阳冠青铜人像，以及各种有太阳纹或太阳神面纹的装饰题材均反映了古蜀文明强烈的太阳崇拜。这种宗教信仰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许多民族中都存在。有学者通过研究东西方太阳崇拜表现的不同艺术形式提出“将太阳与鸟联系在一起，将太阳表现为鸟或将太阳神表现为人首鸟身，并有东西太阳神树和十日神话的背景，这是中国古代许多地区都曾经有过的传统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的特征”。

　　古蜀文明的宗教观念与同时期的中原文明略有差异，中原文明更强调祖先崇拜的重要性。太阳崇拜在古蜀文明的思想观念中占据核心地位，并且通过青铜器表现得相当直观和具体，这是古蜀文明的一个主要创新处。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多棵青铜神树，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山海经》等文献所载的“扶桑”“若木”“建木”。

　　《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

　　《山海经·大荒北经》又记：“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阴山、泂野之山，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

　　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一号神树和二号神树均为十枝十鸟，鸟又可称作金乌。中国古代神话中，大地尽头的东方海隅有一棵“扶桑”或“扶木”的神树，大地尽头西方的天涯有一棵“若木”或“细柳”的神树，两棵神树上停歇着十个太阳，十个太阳都是背负在神鸟背上轮流在天上巡行，故而十只神鸟可以被视为太阳的化身。

　　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都发现有抽象的太阳纹和鸟纹，还有飞鸟与圆点组合的图案，推测可能是太阳鸟背负太阳运行神话的体现。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陶方鼎装饰有太阳纹，说明太阳崇拜的信仰在夏代依然存在。长江流域的太阳崇拜表现得更为直接，虽然时代、地域不同，艺术形式却基本相同。在公元前6000年—前4500年的高庙文化中，已经出现将鸟和太阳放在一起构成太阳神鸟的固定组合。例如，湖南桂阳千家坪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纹陶盘，鸟体中央有太阳形图案寓意着“神鸟载日”。在公元前5000年—前4000年的河姆渡文化中，发现了数件装饰太阳神鸟纹的骨牙器和木器。其中有一件双鸟朝阳纹象牙蝶形器，双鸟展翅中间托举太阳。此外，在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中都有太阳崇拜的观念和相似的艺术表现形式。由此可知，古蜀文明的太阳崇拜观念、以及神祇形象和组合形式是史前时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普遍存在的，伴随着人群与文化的交流融合最终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构建起庞大的体系。

　　三星堆遗址的青铜人像和青铜面具气势磅礴、庄严神圣，具有强烈的地方特点与浓郁的宗教色彩。中原文明的青铜器主要是作为礼器，并不崇尚对偶像的制作。在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以及西北地区的四坝文化都曾有史前时期的人物造像艺术。但是这种人像传统并未在夏商周时期得以延续。石家河文化的玉人像与古蜀文明的青铜人像却存在太多相似的文化因子。因此，三星堆文化的青铜人像无疑是继承了中国史前文化的造像传统，并将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以来长江流域普遍盛行的巫觋制度推行到一个鼎盛阶段，这是古蜀文明又一个主要创新处。

　　各种青铜人像和青铜面具大致分为神、巫、人三类，不同的人物形象在身体造型、动作姿态和衣服装束上都有所区别，指明他们的身份地位和职能不同。在以神权为主的古蜀社会中，这些青铜人像和青铜面具是古蜀王国社会结构组织的真实反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青铜大立人像，头戴兽面高冠，身着双尾左衽龙纹长衣，双手呈环握状持有神器，站立于兽面高台之上，代表的可能是大巫师、大祭司一类的领袖人物。身穿长衣短裙，肌肉遒劲的小立人像可能是地位相对较高的神职人员。跪坐小人像多呈持物状，有的手持牙璋，有的头顶尊，有的背负罍，表现的可能是正在向神灵供奉祭品的低级神职人员。此外，还有抬杠、负重的跪坐人像代表地位普通的祭祀者，以及具有鸟人造型特点的神人形象。这种神人形象也是长江流域普遍存在的一种艺术形式，例如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鸟人玉饰。

　　青铜人头像主要有平头顶辫发和圆头顶笄发两种，有学者认为这是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族群，进而提出古蜀国由两个族群联合执政，笄发是从事宗教活动的神职人员，辫发族群是从事世俗职业，执掌政治、经济和军事事务。但是，从三星堆遗址最新的发现来看，手持龙首权杖的辫发人像站立于神人面鸟身头顶的青铜尊之上，表明这位人物的身份地位要超越一般的神灵。所以，在三星堆遗址中辫发族群的社会地位可能高于笄发族群。

　　青铜人像是古蜀文明的标志性成就，对周边地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10年甘肃张掖山丹县霍城镇刘庄村修建水库时发现一件青铜人像，头顶挽左右双髻，脑后三股束发辫，狭长的杏形眼，阔鼻方嘴，吻部前突，双手操蛇，双腿一前一后作行进状站在一件器物上，人像左臂和器物均残失。这件青铜人像的面部特征、发式服饰虽然不见于三星堆遗址，但是与三星堆青铜人像的整体风格却有相似性，两者之间应有密切的联系。陕西宝鸡茹家庄

　　国墓地M1和M2分别出土了两件青铜人像，双手呈环握状持物的造型与三星堆青铜人像相似。从汉中地区走“陈仓道”，穿过秦岭即到宝鸡。还有一条“傥骆道”也是从汉中地区进入关中地区的古道，陕西西安周至县是这条要道在秦岭北侧的门户。在这里曾发现一件与三星堆文化极为相似的青铜人头像，但是这件青铜人头像的双目并不突起，显然不是三星堆文化直接输入的器物，可能为邻近地区的仿制品。

　　青铜面具分为人面具和兽面具两类，人面具为“U”形深漕状，兽面具基本为平面。关于三星堆青铜面具的使用方式，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是作为祭祀对象悬挂使用，有的认为是当作图腾柱使用，还有的认为是安置在泥质或木质偶像上的装饰物。《周礼·夏官·方相氏》记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以索室驱疫。”所以面具是神的载体或神的物化，是人神转化的重要工具和媒介。从考古发现来看，面具是长江流域广泛存在的一种文化形式。江西樟树吴城遗址出土有一件商代中期的红陶面具，有学者推测可能是铸造青铜面具的陶范。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有青铜神人大面具，其使用方式与三星堆面具有相似性，都不是人来佩戴的，而是用于悬挂或放置的。在中原地区青铜面具发现较少，河南安阳侯家庄西北岗M1004出土有一件青铜面具，人物面部特征更为写实，其使用方式也是用来悬挂的。

　　三星堆兽面具的风格与湖北天门谭家岭、湖南澧县孙家岗发现的獠牙神面玉饰非常接近，说明这种面具是受到石家河文化的影响。在陕西汉中城固五郎乡发现的青铜人面具和兽面具，与陕西西安户县老牛坡发现的青铜人面具和兽面具基本相同。这些青铜面具虽然与三星堆面具的风格有所差异，但可能都是受到其影响的产物。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容器有尊、罍、壶、瓿、觚、盘等，尤以尊和罍的数量最多，却没有中原地区常见的鼎、鬲、簋。根据考古发现的遗迹，尊和罍都盛放有海贝、玉器等物品，与中原地区作为盛酒的容器不同。所以，有学者认为“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尊、罍并不作为酒器使用，应是祭祀礼器。其使用方法之一就让人将尊顶在头上向神灵献祭，而献祭物品就是海贝、象牙珠等从其他地区贸易交换来的珍贵物品”。这些青铜器是属于中原系统的青铜礼器，表明古蜀人深知这种“礼器”的重要性。有的器物纹饰制作精细，羽状列鳍纹极为流行，或与殷墟青铜器有直接联系。有的器物合金铅锡量较高，器物表面泛银白色，或与汉水流域青铜器有关。有的器型高大厚重，纹饰制作稍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青铜器有关。例如，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的龙虎尊与安徽阜南的龙虎尊纹饰主题、结构相似，但是三星堆龙虎尊制作粗糙，显然系仿制的产品。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的兽面纹尊与湖南华容东山的兽面纹尊造型、纹饰基本相同，都是三段式大口尊，高圈足是湖南青铜尊的显著特色，三星堆兽面纹尊可能系湖南地区的舶来品。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的兽面纹罍与湖南岳阳鲂鱼山兽面纹罍也非常相似，在容器内装盛小件玉器、铜斧、海贝的现象在湖南也曾多次发现。此外，在重庆巫山、湖北江陵、湖北枣阳、湖南平江、安徽六安等地都出土有与三星堆青铜尊和青铜罍相同或相似的器物。由此可知，三星堆青铜礼器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关系最为密切，属于同一个青铜文化体系。

　　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出土一件青铜顶尊跪坐人像，由青铜大口尊和青铜跪坐人像两部分组成。青铜尊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器物相同，但是颈部所装饰的三组垂龙饰和垂兽饰却不见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根据口沿发现的短柱形铆接结构，可知垂龙和垂兽的附件是后加上去的，这是三星堆青铜容器的创新处。青铜尊的圈足与青铜人像头顶的平板铸接而成，并将青铜尊圈足的纹饰熔铸掉一部分。因此，这件青铜尊显然是外来的器物，古蜀人对其添加各种神灵动物，将之融入到本地的祭祀文化系统中。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还出土一件兽面纹尊，颈部和圈足钻有多处圆孔，这种现象在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器上普遍存在而不见于其他地区，可能是为铸接附件特意制作的。所以这件兽面纹尊是古蜀人改制的半成品，显示了三星堆的青铜工艺受到周边地区的影响又有独特的创造。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牌饰与二里头文化的非常相似，但不是二里头文化直接影响的结果。二里头文化的镶嵌绿松石青铜牌饰主要是兽面纹。1985年甘肃广河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青铜牌饰，以及天水市博物馆收藏的镶嵌绿松石青铜牌饰与二里头文化的相同或相似，显示二里头文化与齐家文化之间密切的文化交流。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件青铜牌饰，整体为非镂空平板状，背中部有长突棱，与新疆哈密天山北路遗址出土的相似。天山北路文化为公元前1800年—前1200年，年代大体相当于夏代晚期至商代晚期。

　　此外，在三星堆遗址还出土有两类镶嵌绿松石青铜牌饰，一类是镂空的几何纹装饰，与天山北路青铜牌饰也很相似。一类是具有动物纹因素的装饰，与二里头文化和齐家文化有关。因此，三星堆青铜牌饰是中原地区和西北地区两种文化融合创新的结果。

　　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还出土大量仿玉器的青铜器，包括青铜璧、青铜琮、青铜戈、青铜璋等。仿玉青铜器最早在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就有发现，主要是青铜璧和多齿青铜环。古蜀人延续了中原地区龙山时代以来的传统，有领青铜璧仿制的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有领玉璧。青铜琮的造型则与玉琮不同，并非内圆外方而是外方内方，与有领青铜璧外圆内圆的造型正好相配。考古发现，金沙遗址的有领青铜璧和青铜琮是共存关系，表明两者之间的组合可能反映了古蜀人“天圆地方”的思想观念。

　　《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记载：“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谓圆，下首之谓方。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揜也。”

　　盖天说是中国古代产生最早的宇宙模式，具体表述为“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冯时先生称：“最早的盖天说却有着致命的毛病，因为天和地假如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圆的和方的，那么将圆天和方地重叠起来，地的四角则不能被天完全罩住，就像玉琮的平面图形所显示的那样，这当然是令古人十分恐惧的事情。”青铜璧和青铜琮反映古蜀人的宇宙观念有了明显进步，天与地一圆一方，中部的高领象征着天和地都是中央隆起而四周低下。尤其是青铜琮中央为方形，四周边缘呈圆角方形，这为后来浑天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是古蜀文明对中华文明宇宙观的重要贡献。

　　* 本文节选自胡嘉麟《中华文明视域下古蜀文明的包容性与创新性》，《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I》上海书画出版社2024年。略有删改。

　　3、孙华、黎婉欣：《中国上古太阳鸟神话的起源与发展——从古蜀文化太阳崇拜相关文物说起》，《南方文物》2022年第1期。

　　4、孙华：《关于三星堆器物坑若干问题的辩证》，《四川文物》1993年第4期。

　　5、林巳奈夫：《中国古代的日晕与神话图像》，《扶桑与若木：日本学者对三星堆文明的新认识》，巴蜀书社2002年。

　　6、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郴州市文物管理处、桂阳县文物管理所：《湖南桂阳千家坪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16集，科学出版社2020年。

　　7、中国国家博物馆、江西省文化厅：《商代江南——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辑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10、陈德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面具研究》，《四川文物·三星堆与古蜀文化研究专辑》1992年。

　　11、台北故宫博物院：《武丁与妇好：殷商盛世文化艺术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12年。

　　12、乔丹：《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尊、罍的使用方法》，《四川文物》2019年第5期。

　　13、葛介屏：《安徽阜南发现殷商时代的青铜器》，《文物》1959年第1期。

　　14、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工农兵群众热爱祖国文化遗产》，《文物》1972年第1期。

　　1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上海大学文学院：《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出土铜顶尊跪坐人像》，《四川文物》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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