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体育电子游戏官网自1992年至今，中国文娱走过了变与不变的30年。当下，怀旧风四起，观众怀念昨日朴素的经典，痛斥今天虚假的爆款。

　　内娱三十年，从“京圈”崛起，到大数据刷屏，往事历历，但其中不变的主流，永远是如何让“二老”，即“老干部”和“老百姓”满意。

　　2012年，在宫斗剧传来禁令风声之际，《后宫·甄嬛传》横扫荧屏。郑晓龙，这位国字号导演沉寂多年后，用现实主义外壳，嫁接网文内核，迎来爆发。而在严肃文学领域，这一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在受众分化的消费主义时代，莫言笑称，诺奖奖金已买不起北京的一套房。

　　2008年，多年的经济发展，换来盛世的宾客盈门。张艺谋及其团队打造的北京奥运开幕式，再次激发国人“共同体”感受。烧钱的奥运，与烧钱的文娱相似。这一年，资本全面介入影视领域。彼时热钱，与今日寒冬，恰成对比。

　　2002年，这是互联网、影视、资本与技术的合流之年。这一年，起点中文网创立。此后20年，网文、IP成为内娱高频词。大数据能否代替“民意”？IP是否等于好作品？互联网+影视的逻辑又能否走通？至今，答案仍在风中飘荡。

　　1992年，老人南巡。“发展才是硬道理”，取代“资社之争”，成为时代最强音。电视荧屏上，《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相继爆红。后者在政审时遭遇不小挑战。两部国民神剧背后，站着同一群京圈大佬。他们在政治、文化上近水楼台。因此，他们的浮沉，也更能反映“二老”的表情变化。

　　“毒药”怀旧系列文章，将通过四个年代颇具代表性的文艺作品，跟读者一起回顾老百姓文娱生活变迁的一些碎片，踏访前人之路，走好后边的路。

　　先说王朔。80年代初，从部队转业后，王朔先后当过倒爷，跟人合伙开过饭馆。做生意穷得叮当响，但靠码字，王朔翻了身。1984年，凭借改了9遍的《空中小姐》，王朔在文坛出道，并因此结识了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郑晓龙。

　　郑晓龙是北京总后大院的。1982年毕业后，他在北视从编辑一路干到副主任。当时，“国”字号的北视打算一年出一部精品。郑晓龙有活，王朔能写，两人越走越近。

　　作为文坛个体户，这一年，王朔写了一百多万字的小说、电影和电视剧本。一天，走在东三环某商场门口，他脚发软，眼发白，身心彻底崩溃，就差没当街横躺过去。

　　到了1992年，社会上更是有15万体制内官员和知识分子下海。当时传媒竞相报道“某大学副教授，在校门外摆摊卖馅饼”的新闻。

　　离开了体制，机会与风险并存。写秃了笔，王朔当时的单册图书销量，还始终卡在几万册。

　　他急于把手上的存稿卖个好价钱。此前，《渴望》的爆红，让他意识到，搞文学远不如搞电视剧来钱快。

　　1990年热播的《渴望》，是郑晓龙拉着王朔一起策划的。剧集讲述了两对年轻人的爱情纠葛，既反思了“文革”创伤，又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另一方面，不同于80年代的宏大叙事，《渴望》将镜头对准个体。足够通俗和生活化的故事，让老百姓因共情而落泪。

　　《渴望》播出时，万人空巷。有段子说，小偷都回家追剧了。当时的全国犯罪率确有下降。

　　他找到无业游民王朔。一群人也跟着被拉到友谊宾馆。好饭管够，24小时热水，交出分集故事梗概才能走人。

　　这便是后来《编辑部的故事》的雏形。因对马列教条的讽刺，剧本被枪毙了两回。来自某权威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刚刚说要净化屏幕，你们就又拍出这样格调低下，丑化现实的片子。”

　　但是，当时思想的解绑是大势所趋。南方视察时，的一次点名，让因莫须有贪污案被捕的“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重获自由。

　　冯小刚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大杂院。认识郑晓龙后，他被调入北视，又通过郑的关系，认识了王朔。

　　冯小刚对王朔毕恭毕敬。在《冯小刚2000年的一天》中，冯小刚对镜头说，和干部、世家子弟不同，小市民出身的他，要想成功，完全取决于取悦别人的程度。

　　冯小刚的模仿能力极强。他顺着原来的大纲往下写。王朔一看，还不赖，便在编剧一栏加上了他的名字。

　　大院子弟之间有一张天然的关系网。在野蛮生长的90年代，关系、机会，命运，这些词同频共振。这些无形的资源，才是90年代最宝贵的社交货币。

　　在冯小刚心中，李东宝的最佳扮演者是葛优。同为大院子弟的葛优，早年因主演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顽主》爆红。面对王朔的登门拜访，葛优推掉了《大冲撞》片约，同意出演。

　　于是，葛爷扮演的李东宝，与吕丽萍扮演的葛玲儿，贡献了90年代荧幕最佳CP。

　　剧中余德利的扮演者是侯耀华。他答应出演，主要因为冯小刚打电话时称“我是王朔的朋友”。那时，侯耀华还不认识王朔，但对其小说早已爱不释手，盛赞王朔“以温补的方式调剂着人们的胃口，当然时不时也会扎上一针”。

　　剧中，张国立客串了被母亲逼婚的大龄男青年赵永刚。他在剧中自怨自艾的台词，还时不时被今天的网民拿来怀旧。

　　但在《顽主》和《编辑部的故事》中，张国立都只能算葛优的陪衬。直到1996年，电视剧《宰相刘罗锅》播出，他才线年代起，消费主义和娱乐精神抬头，一系列戏说历史的电视剧成为老百姓的心头好。

　　王朔小说的主人公，多是从旧体制中脱离出来的边缘人。作为大院子弟，“王朔们”从小被教育成“未来是保家卫国的精英”。但当他们长大后，却面临一个剧变中的社会。

　　后来，上《锵锵三人行》时，王朔感叹：“我算是混出来的，（大院子弟）有多少没混出来的，特别惨。”

　　而这种落差感又与彼时大学生、年轻人迷惘的心态重叠。后者其实也是王朔小说的主要读者群。到了《编辑部的故事》，同样如此。郑晓龙回忆：“是年轻观众把这个剧给带了起来。”

　　曾在文化、政治上享有特权的大院子弟，拥有足够的信息差。换言之，他们要想创新，成事的几率总要比普通人大很多。

　　此外，高仓健、琼瑶热、世界末日谣言、人工智能办事员、登报相亲，未经深入采访的报道后遭遇反转等故事和话题，放在今天仍有余威。

　　姜文因为追剧，饭都烧糊了。后来，他找到郑晓龙，说：“《编辑部的故事》让我意外，没想到电视剧可以拍成这样，你的剧我要演。”

　　于是，1993年，姜文参演了郑晓龙导演的《北京人在纽约》。当时，姜文从王朔那里拿到小说《动物凶猛》的版权，一代名导正酝酿杰作。王朔、姜文，这两位大院子弟日后的事业轨迹，更是曲折动人。此处先按下不表。

　　至此，京城文化圈核心人物的发家史，和“92下海派”企业家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嗅觉敏锐，信息通畅，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1992年春节前夕，中央和市委领导选中北京人艺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团拜。冯小刚在北视破旧的平房内，紧张地等待着。

　　此前他已听闻到一些批评之声。面对领导，冯小刚哆哆嗦嗦地说：“追根溯源，这剧本是我们写的。最应该负责任的就是编剧。要打棍子就打我们吧。”

　　带头的同志对《编辑部的故事》定了调：“政治上没问题。内容上，也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

　　但是，现象级爆款《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只是市场化的一次试水。两部剧的投入与收益不成比例。算下来，制作方还亏了一点。

　　等到第二年，拍《北京人在纽约》时，郑晓龙决定不依赖拨款，而是用更市场化的贷款完成拍摄。

　　郑晓龙来到中国银行纽约分行。但对方并不接受版权抵押贷款。无奈，郑晓龙给写了一封信，第一句话便是，“瑞环大叔，我们爱你没商量。”这封信还提及瑞环同志到内蒙古的某个讲话。郑晓龙表示听了后很受鼓舞。

　　后来，同事告诉郑晓龙，看了那封信后哈哈大笑，并称赞这帮年轻人有闯劲。

　　但是，电视业市场化经济运行后，各种民营资本入局，也导致北视这一国营老字号开始衰败。

　　背靠北视的郑晓龙因此走下坡路。多年后，凭借一部《甄嬛传》，沉寂已久的他才再度归来。

　　而对于无业游民王朔而言，市场大潮敢来，他就敢成为浪里白条。1995年，他和叶大鹰成立了“时事公司”。

　　于是，王朔对叶大鹰畅想着他的文化产业梦：跟投资人说清楚，每年投1000万，连续投3年，全部投到剧本创作上。一是买下全国优秀作家即将发表的小说的影视改编权。二是自己拉起一支年轻的、类型化的编剧队伍。

　　王朔签了一堆写手后，觉得在“时事公司”度日如年。他在办公室破口大骂：“（叶大鹰）他妈倒是拍电影去了，留我一人在这儿受洋罪。”

　　前人做梦，后人落地。后来，王朔参加过“榕树下”网站的一个聚会。再后来，“榕树下”倒闭，“起点”中文网创立，随后20年间，中国网文和影视的联姻，才真正让产业化之梦成为现实。

　　当时的电影票5元一张。但北京有三家电影院，大华影院、首都影院和地质礼堂，可以在10-15天之内，把票卖到15元以上。

　　而另一头，王朔、叶大鹰，张黎还躲在一个小屋里打扑克。紫禁城影业的总经理张和平赶到后，对着哥几个一顿训，拎着几人站在拍卖会台前。

　　结果，影院不仅收回了100多万的成本，还大有盈余。这让全国范围内的影院都开始效法。

　　在和叶大鹰成立时事公司前，王朔就跟冯小刚办过一个好梦公司。真正拍晕王朔的，不是市场化浪潮，而是“二老”中的另一老。

　　兴起于1993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剑指王朔。随后，行政力量开始打击王朔。

　　好梦公司的《月亮背面》《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我是你爸爸》无一过审，全部胎死腹中。

　　《我是你爸爸》已经投进去了100多万，也被叫停。冯小刚说：“没有道理。我们站在水池子边上，问你们可不可以跳？你们说，能跳。我们跳下去，那里面是开水，把我们烫死了。”

　　心灰意冷的王朔远走美国，离别时，他对冯小刚说：“他们是冲我来的。你能活，咱就别一起死。”

　　直到1997年，韩三平找到冯小刚。后者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拍出贺岁片《甲方乙方》。该片投资400万，票房3300万，成为年度票房冠军。从此，冯小刚开启商业片导演之路。

　　《甲方乙方》改编自王朔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冯小刚给了王朔5万元编剧费，但鉴于当时风声，没给王朔署名。两人因此交恶。

　　虽然王、冯二人歧路分别，但早年通过王朔，冯小刚认识了另一个位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刘震云。

　　1995年，冯小刚将刘震云的两篇小说改编成电视剧《一地鸡毛》，2003年，又拍出《手机》。此片也让冯、刘二人与崔永元掀起骂战。

　　话说回来，当年，冯小刚更想拍的，其实是刘震云的另一部小说《温故1942》。

　　不过，1993年，刘震云告诉他：“现在时机不成熟，我们对事物的认识过程仍然还只停留在它的表面，而提高我们的认识是需要时间的，这个过程是不能被省略的。”

　　这一等，就是19年。2012年，投资近2亿元的《1942》上映，最终票房惨败，只有3亿多元。

　　他发起了牢骚：“ 我随随便便拍的电影,一个星期卖4个亿。我认认真真拍的电影,不卖钱。这让我有了很大的困惑。”

　　说起接广告，站着挣钱的姜文另有一则趣事。1995年，他将《动物凶猛》拍成《阳光灿烂的日子》。此片让王朔也自愧弗如。接着，因为《鬼子来了》送审问题，姜文被禁拍5年。跟着，他又拍了部让观众直呼看不懂的《太阳照常升起》，票房也赔了。

　　在拍《让子弹飞》时，姜文硬是拒绝了三家老字号白酒的广告植入。3000万广告费，说不要就不要。气得当时的制片人想原地撂挑子。

　　只不过姜文接连两部作品，《一步之遥》和《邪不压正》，又重回老路，开启烧钱自嗨模式。

　　1992年，张艺谋凭《秋菊打官司》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2002年，他拍出《英雄》，开启中国大片时代。学者戴锦华认为，90年代，中国社会的危机，精英文化、严肃艺术的困境，为跨国资本对中国文化市场的介入，提供了历史机遇。张艺谋成了他们的第一个“重大发现”。

　　继而，陈凯歌在更为雄厚的海外资金背景的支持下，推出了巨片《霸王别姬》，并一举逾越张艺谋，跨出了西方电影院线，进入了欧美商业电影的轨道。

　　等到2015年拍《我不是潘金莲》时，冯小刚称这部电影，自己掏钱也要拍。他甚至一开始拒绝了华谊的投资，因为觉得这片不挣钱。

　　而和他恩怨纠缠的王朔，面对市场，选择先捂着鼻子捞一笔，然后大隐于市。等到2007年复出时，朔爷思考的全是《时间简史》《金刚经》里的终极问题，与俗世凡尘拉开了距离。

　　姜文导演则属于一路站着把钱挣了，坚决看得起观众。在《圆桌派》上，窦文涛问：“投资人收不回来钱怎么办？”姜文霸气回答：“这叫投资。你们投我，我还得选呢。”言下之意，有些人还不配亏。

　　在市场化大潮前，王朔、姜文，骨子里终究保持了大院子弟的“贵族范”，冯小刚则更显平民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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