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宁波三江口建城1200周年。1200年来，地处中国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交汇点的宁波三江口城，积淀了丰厚的“世界性”艺术遗产。南宋，宁波画师绘制的《五百罗汉图》《十王图》等佛画风靡东瀛。明代，日籍高僧雪舟描画三江口风物的《宁波府城图》，令遥隔烟波的殊言远人惊艳于宁波繁华。近代宁波作为“五口通商”重镇，引得西方来客成群涌入。西方人深为“宁波城塔”（天封塔）等中式古建震撼，拍摄了大量留影。以上挂一漏万的举例，无不证明三江口宁波城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世界艺术都会”，实为世界艺术“看见中国”的地标空间。

　　然而，由于汉语史料缺泐，在中西艺术对话史上曾留下浓墨重彩印记、开启大英博物馆中国馆的“宁波钟”迄今仍于国人视野外“掩袖遮面”——这无疑是1200年宁波“世界艺术都会”谱系的明显“缺环”。与此同时，“宁波钟”被战争侵华英军劫掠后历经传奇漂泊，是近代中国文物流散海外的重要案例。本文意在重温“宁波钟”来龙去脉，既有厘清一次“东艺西传”的历史价值，亦具备助推“国宝回家”之现实意义。

　　“一个强盗大肆劫掠，另一个强盗纵火焚烧。从他们的行为来看，胜利者也可能是强盗·····两个胜利者一个装满了他的口袋，另一个看见了，就塞满了他的箱子。然后，他们手挽着手，哈哈大笑着回到了欧洲。这就是两个强盗的历史。”——维克多·雨果：《致巴特勒上尉的信》，1861年

　　在这段童叟皆知的控诉里，雨果讲述了英法联军劫掠中国圆明园的斑斑劣迹。然而这绝非近代中国文化遗产遭列强洗劫的起点。把历史由此往前翻二十年，1841年，战争侵华英军在攻陷宁波城后恬不知耻地洗劫了古刹天宁寺，多件宝物从此漂泊异乡。

　　较之“一湾之隔”的普陀，以及相去不远的天童、阿育王寺，宁波天宁寺在中国佛教史里谈不上闻名遐迩。至晚清时期，天宁寺顶多算宁波府城内香火尚旺的一座区域性寺院。但是1841年英军劫掠天宁寺时夺去的那口大钟[按：英军总计劫掠了四口天宁寺钟，其中三口等量大小，一口尤大，（见1842年8月20日《埃克塞特和普利茅斯公报》“Exeter and Plymouth Gazette”大钟是目前唯一幸存者，也就是本文主角“宁波钟”。为行文便利，依英方文献习惯简称“宁波钟”，其余三口统称“天宁寺钟”]，却令该寺意外成为近代中英关系、“中学西渐”的关键历史证人。

　　今天，“宁波钟”静静矗立在大英博物馆的文物仓库里。查阅馆藏档案，这口大钟以通体铜铸，龙首（梵钟最上端钩纽）与笠部（钟顶）鎏金，龙首饰有一条伏龙。大钟各纵带镌文 “若人欲了知”、 “皇图巩固”、 “三世一切佛”、“帝道遐昌”、“应观法界性”、“佛日增辉”、“一切惟心造”、“常转”，上、下带铭刻着支持铸钟的官宦乡绅以及各捐资供养人姓名，中带、草间环贴佛像，驹爪（钟座）一圈镀银。

　　看罢介绍，谙熟中国佛教史的读者难免会心生不解：“宁波钟”在造型艺术、装饰美术方面无甚稀奇，何以值得奇珍异宝多如牛毛的大英博物馆郑重收藏？同样在其被劫近两百年后，面对海量近代流散文物（其间不乏惊世瑰宝），我们为何要大费周章去考索“宁波钟”？

　　或许“宁波钟”的确外观平平，但近两百年前这口梵钟经历的一连串传奇漂泊，足令它与传奇划上等号。

　　宁波天宁寺始建于唐大中五年（851），至明洪武十五年（1382）改名天宁禅寺，此后长期沿用“天宁”之名。如今，宁波天宁寺已因留有幸度数劫的唐代“咸通塔”而被列为全国文保单位（2006年公布）。“咸通塔”古时是天宁寺鼓楼，与之相望的钟楼——左塔已于光绪年间坍圮。虽然今日天宁寺钟楼已荡然无存，历史上该寺钟声却是宁波城市一道靓丽的“声景”：1941年，杨荫深发表于《上海宁波公报》的游记谈到：“天宁寺在宁波也是著名的古刹，这里面有一钟楼，兀然矗立，每天可以听闻它洪亮的钟声。”

　　1840年代天宁寺遭战争英军劫掠前，其钟楼与梵钟情况如何？光绪三年（1877）修纂的《鄞县志》给出了答案。《（光绪）鄞县志》卷六十六“天灵寺”条[按：道光十七年（1837）改名作天灵寺，民国年间又重启天宁寺旧名。为阅读方便，统称此寺为天宁寺]胪列了19世纪天宁寺钟楼与寺钟的诸般起伏波折。道光三年（1823），鄞县知县孔龙章捐资重修了天宁寺钟楼。斯时悬挂在天宁寺钟楼内的大钟，应当是铸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的旧钟。不知中间有何变故，天宁寺在道光十九年（1839）重铸了寺钟——本文主角“宁波钟”由此问世。

　　作为“宁波钟”遭劫后编纂的首部宁波“城市地志”，光绪《鄞县志》对“宁波钟”被劫仅有寥寥数言记录：道光二十一年（1841），“英夷踞城，毁佛像，掳钟出海”。与此同时，光绪《鄞县志》也说明了天宁寺受英军劫掠，又于1860年代复遭太平军破坏后重整旗鼓的过程：“同治三年（1864），重修山门、大殿、法堂、斋舍、客堂、钟楼，六年（1867）铸大钟。”或出于对历史“创疤”隐而不彰的思量，或因大钟被劫仅是1840至60年代天宁寺厄运之一部分，清代史志就“宁波钟”被劫一事做了最大限度的淡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被侵略者逐渐淡忘“宁波钟”，千里之外的侵略者们正将“宁波钟”置于聚光灯下。由于频现报端、屡登杂志，“宁波钟”漂泊海外的事实链条得以完整保留。鉴于此，今日我们可通过研读英方记述，重见1840年代“宁波钟”的漂泊沉浮。

　　天宁寺遭劫要自1841年英军侵占宁波城说起。早在宁波城沦陷前，英军就对宁波城内财富垂涎欲滴：1841年3月17日，《》（The Times）报道英军侵华动态时形容宁波城是“一座拥有惊人财富的大城市”。于是乎在1841年10月13日占领宁波府城后，英军旋即放任扫荡，四处搜刮“中国战利品”。在交战期强盗般搜掠“战利品”，是战争英军的普遍恶习：据1842年8月《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消息，3月10日至4月14日的“浙东之战”期间，英军士兵就曾在宁波城附近“缴得”清兵“藏宝箱，里面装着近两千两银子”。

　　怀着“为金钱而战”的邪念，侵华英军在1841年10月冲入城西天宁寺。佛教工艺美术品是英军颇为觊觎的一类“东方宝藏”。1843年《在中国的最后一年》（The Last Year in China, to the Peace of Nanking，1843年）的作者曾亲历战争，他提到在侵略定海时，英军已对某寺梵钟动心：“在这座寺院的前庭内，我们抬头看见了一只巨大的钟。虽然英国有不少比它还要大的钟，但这口钟细致地雕刻着美丽的中式图样。”如是，在1841年10月闯进宁波天宁寺的侵华英军眼里，佛教宝物确是“东方财富”的不二象征。

　　有据可考的侵华英军所掠宁波天宁寺文物计有六件，包括四口梵钟与一对花觚。1843年底至1844年初，来自天宁寺的“宁波钟”与花觚被一同陈列在白金汉宫图书馆（具体情形，且容下文详述）。“宁波钟”被架在木板上陈列于房间中央，花觚则被安置在地图架旁——战争前后，白金汉宫图书馆的地图架正展示着清国舆图，“胜利者”的骄恣可见一斑。同时期白金汉宫图书馆内仅藏有这两件中国文物，其余王室收纳的战争“战利品”（主要是清兵火器、兵械）均藏于首都之外的温莎城堡。由此可见，宁波天宁寺被劫的佛教文物不单被英国各方视作艺术上品，亦为侵略者当成政治意蕴深刻的“战胜”符号，替英王室想象战争描摹着“东方”场景！

　　（左）温莎城堡的兵器“战利品”,图源:1844 年 1 月 6 日《伦敦新闻画报》;（右）天宁寺遭劫花觚,图 源:英国皇家收藏信托基金(Royal collection trust)

　　憾于史料受限，我们无从得知具体是何人劫走了“宁波钟”。但参照下文一封1843年信函显示之“所有权”关系，基本可确定1841年劫走“宁波钟”者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武装蒸汽船 “皇后”（Queen）号船长沃登（W. Warden）有直接联系。也很可能正是沃登带领下属打劫了“宁波钟”。离开天宁寺后，“宁波钟”或被带回了英军营地，直至1842年初英军整体回师时方才被带离。

　　将“宁波钟”带离宁波的，是英国皇家海军运输船“马立安”（Marian）号。1842年5月26日,《印度之友》（The Friend of India）报道称来自宁波的大钟已由“马立安”号运至加尔各答附近的基德波（Kidderpore）军港。结合1842年8月《英属印度亚洲月刊》（The Asiatic Journal and Monthly Register for British India and its Dependencies）内“四口钟被同批运抵印度”的报道，“宁波钟”应当是和其他三口天宁寺钟同批装船运出的。

　　由甬江入海，“宁波钟”与宁波渐行渐远。等待着它的，是跨越整个欧亚大陆的颠沛流离。

　　1842年5月运抵加尔各答后，“宁波钟”与另外三口天宁寺钟道别。短暂展出后，“宁波钟”旋即被送往英属印度其他重要城市巡展。1842年8月23日，“宁波钟”被转运至南印度东海岸城市马德拉斯（今名金奈）。在马德拉斯，“宁波钟”被当局作为“战争纪念物”向公众展出。《守夜人》（The Watchman）杂志获知此事后，竟毫不害臊地口出狂言，叫嚣 “一座中国战争的奖杯落在了马德拉斯。”

　　1842年底，“宁波钟”回到加尔各答。此刻，前文提及的“皇后”（Queen）号船长沃登正盘算着如何让手中这件“中国珍宝”变现成利益。很快，沃登觉察到圣公会加尔各答教区建设中的总教堂还缺少一口大钟。于是乎，借“宁波钟”献媚主教以谋求巨大社会（政治）资源的邪念在沃登脑海中成形了。1843年1月30日，沃登自位于加尔各答乔林基区公园街的住址致信圣公会主教丹尼尔·威尔森（Daniel Wilson，1778-1858）博士。

　　“主教先生：我从中国宁波给加尔各答教区新建的总教堂带来了一口非常大且美观的金属钟，我恳请您能收下这份礼物。这口大钟重量极沉。由于它历史悠久又极为美观，且属于大型铸铁件的良好标本，因而具有不凡价值。我把此钟送去时您不在堂内，我已暂交加尔各答教区会吏长迪尔特里（Dealtry）先生保管。待您到达时，可以好好欣赏一番。”

　　1843年2月15日，一手组织1839至1847年间加尔各答圣保罗大教堂建设工作的威尔森主教复信沃登，正文如右：

　　“沃登先生：您特意从宁波为我带来的钟已经收到，不胜感激！它的出现可以说是新教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以为它是一种美好的象征，传递着有关使命，教义还有勤劳的福音。不过我还是坚信，在这美妙钟声的庇佑下，不论是在加尔各答还是宁波，人人都能获得精神上的滋养，那应该是它赋予东方大教堂的世俗恩典！”

　　身为高级神职人员、法学博士，威尔森主教的回复遣词委婉平和。然而，主教复信的意见是明确、直白的：加尔各答新建总教堂绝不会收下一只本应在东方（中国）鸣响的大钟。威尔森主教既不贪图镶金带银的“宁波钟”，更暗示沃登船长这口钟理应属于中国，历史确该对此给予肯定评价。

　　面对包含大量贵金属的“宁波钟”，加尔各答教堂选择坚持操守。而世俗世界的殖民当局竟然肆无忌惮地将其余三口天宁寺钟丢进了融炉！1843年4月27日，《印度之友》放出令人嘘唏不已的消息：除沃登船长本计划献给教堂的 “宁波钟”，其余三口天宁寺钟已被殖民当局价格委员会（金融部门）熔铸成金、银条块。报道还透露，三口惨遭殖民者融化的天宁寺钟总计“包含617磅白银和150磅黄金”。折算成千克单位，这相当于279千克白银与68千克黄金！单以黄金一项计算：1821年起英国施行金本位制，规定每1英镑含有7.32238克纯金。若以7克估算，三口天宁寺钟融出的黄金足够“横生”9714英镑巨款——须知1840年整个英帝国的年度财政收入还不到9000万英镑！

　　相对为烈焰吞噬的“同伴”，“宁波钟”幸运吗？这个问题似乎难以作答。然而有一点可以确定：未被融化的“宁波钟”将会继续它的流离漂泊。

　　在1843年2月威尔森主教明确“宁波钟 ”理应属于中国之前，一段围绕“宁波钟”去留展开的激烈争鸣早在大钟初抵印度时即见诸报端。回看开头所引雨果《致巴特勒上尉的信》，接下来将要登场的这封信有过之无不及，两文慨然正义隔空辉映。

　　1842年6月6日，一位孟买绅士向《印度之友》寄去长信，对“宁波钟”发表个人观点。这位绅士自我介绍称他在浏览5月26日《印度之友》的“宁波钟”报道后，深感此物事关重大，故而慷慨陈词。或因所提意见在英属印度较为“激进”，这位孟买绅士并未署下真名，而是化名“菲列斯托”（Philistor）。 “菲列斯托”转译回希腊文词源，大意是“爱学习的”（智者）——这位孟买绅士希望他的谏言能像“智者教诲”般启迪决定“宁波钟”未来的各方力量。

　　正文开篇，“菲列斯托”在详陈论点前先行发出呼吁，期望《印度之友》敦促殖民当局采取切实行动保护“宁波钟”：“请务必妥善保管这只大钟！一旦大钟被毁，英国人就会被打上“野蛮人”的烙印！”随后，“菲列斯托”旁征博引，举出葡萄牙殖民者毁坏孟买象岛石窟、奥马尔哈里发令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付之一炬等人类文明史上惨痛的“文化劫难”，演示了侵略者破坏他国文化遗产的可耻面目、可怖后果。“菲列斯托”认为侵华英军劫走“宁波钟”与上述侵略者罪行别无二致：“攻占城市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掠夺庙宇，带走其中历史珍宝抛售牟利。”紧接着，“菲列斯托”又驳斥了英属印度甚嚣尘上的“战争服务宗教”谬说，认为这根本无法洗清侵华英军窃取“宁波钟”的非正义本色：“那些无知的偏执者认为他们是在通过这种大规模破坏来服务基督教，但这只是为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提供借口罢了！”

　　由“宁波钟”出发，“菲列斯托”还言辞激昂地连带批判了战争的虚伪与罪恶。他认为犹如劫掠“宁波钟”着实是“野蛮人”行径一般，战争确实有违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自我欣赏的光辉形象：“在十九世纪，那些自诩为最文明的人，那些自称鼓励以艺术和科学造福世界的人，那些乐于牺牲大笔资金修复部分历史遗迹的人，那些所谓‘开明的’英国人，竟然出于一种不幸的爱财之心（堕落、有损民族性格），向地球上最古老的帝国派出索要‘补偿’的战士，任凭他们去摧毁一个民族完好的纪念物。这就是所谓的正义，文明，还有荣耀？！”

　　紧承笔伐战争罪恶的控诉，“菲列斯托”给出了在他看来尚为时不晚的“亡羊补牢”对策——即刻把“宁波钟”归还宁波：“毋庸置疑，要获得中国人的善意、信任以及认可，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尊重他们神圣的纪念碑与钟声。请立刻将这口大钟送回宁波，向世界宣告英国人并非‘野蛮人’！”

　　《印度之友》编辑部高度重视这封来信：一方面在1842年6月30日全文刊登，又特地为之配发社论。《印度之友》就“宁波钟”问题给出的官方态度如下：

　　“我们非常荣幸发表‘菲列斯托’关于‘宁波钟’的来信。可以说，任何人都不具有英国绅士所有的那般真挚情感——打心眼里反对为图谋大钟的金属价值而将之熔化。放眼整个欧洲，这种野蛮行径将给我们的民族本色造成深刻且无法弥补的创伤。但是，我们同时亦强烈怀疑将此钟立即送回宁波，是否弊大于利。要知道，国家大臣似乎在任何时代的每个国家都把说谎这一陋习演绎得淋漓尽致——若我们将大钟送回，中国的大臣们会立即向皇帝报告，在他们英勇作战的打击下，白种蛮人溃败而逃，而他们则成功将大钟夺回。果如此，辄目前的战争有可能会继续拖延。我们认为，在战争结束后，中国人与我们英国人会开始相互理解。到那时再归还它，或许有益于巩固我们之间的友谊。即便尚不确定是否归还此钟，我们仍明确希望千万不要把它送进熔炉，最好是小心存放在孟加拉亚洲学会的博物馆内。”

　　《印度之友》意见兼顾殖民地多方论调，选择了“折衷”路线——既鲜明反对任何破坏“宁波钟”的行径，亦不支持当即将之送回宁波。1843年4月20日，该刊再次就“宁波钟”去留问题发文，一方面痛斥“沃登献钟”会使得“全世界留下基督教堂已成为赃物藏身处的口实”，另一面也继续反对归还“宁波钟”，提议将它转交给“军事建筑、博物馆或王宫”。

　　考虑到《印度之友》在19世纪英属印度的影响力，“宁波钟”后来的去向很可能深受相关论调影响。此后，“宁波钟”躲过了其他三口天宁寺钟蒙受的融化灾殃，辗转多手最终漂泊至大不列颠。

　　在英属印度逗留大约一年后，“宁波钟”最终来到英国。此时，“宁波钟”即将迎来它漂泊史上一个重要转捩点：由赃物变身文物。

　　据伦敦《标准报》（The Standard）新闻，1843年11月3日，“一只大而美观的钟与一对铜制花瓶被送入白金汉宫。”前揭所引《伦敦新闻画报》材料已证明，英王室此次收到的“赠礼”均来自宁波天宁寺——那口“大而美观的钟”正是“宁波钟”。《标准报》宣称“宁波钟”由“安度明”号（Endymion）船长格雷（Grey）“自中国运来”。查“安度明”号系战争侵华英军战舰之一。1842年11月至1843年初，“安度明”号曾与其他两艘英国海军舰艇，以及一艘东印度公司武装船留驻大运河宁波段为英军撤退殿后，因而是最晚一批撤出中国的战争侵华英军。由于英军以印度为中转站，来犯与撤回舰船大多会靠泊印度（主要是加尔各答军港）。我们推测，格雷船长极有可能是在靠泊加尔各答时盯上了“宁波钟”，并使出手段将之带离印度。此说并非臆想：温莎堡藏清兵武器便是“复仇女神”(Nemesis)号献给女王的“战利品”。据传接收“复仇女神”号献礼时王室龙颜大悦，有心机者争相效仿并不让人意外。

　　“宁波钟”由“安度明”号运抵朴茨茅斯港后被转交英国皇家邮轮公司（Royal Mail Steam-packet company）转运至伦敦。靠泊首都港口时，承运邮轮将“宁波钟”上交给伦敦海关。收到“宁波钟”后，执掌伦敦海关的威廉·麦克莱恩（William Maclea，1779-1859）觉得“宁波钟”“或是一口中国战钟”，ng体育官网入口注册认定它价值不菲，迅速按“安度明”号船长格雷意愿将其呈进宫内，献予维多利亚女王。

　　兼具战争“战利品”与东方艺术珍品双重身份的“宁波钟”，很快便成为白金汉宫所藏各国古物里尤为抢眼的“新宠”。1843年11月5日，维多利亚女王与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在白金汉宫举办了一场宴会。宴后，阿尔伯特亲王领着一干宾客至宫内图书馆参观，阿尔伯特“仔细欣赏了这口中国大钟”。11月6日，受邀与阿尔伯特一道参观的《》（The Times）撰稿人赞叹道：“（这是）一座巨大的中国钟，表面装饰着人像，雕满了铭文！”

　　于白金汉宫图书馆度过三个月“高光期”后，女王、亲王与贵宾心目中“宁波钟”的外表已新鲜不再，单纯观赏无法继续满足王室对“宁波钟”这一象征物的满怀期许。于是乎，王室开始寻觅专家解读“宁波钟”铭文，有意深入窥视这口大钟的文化密码。

　　1844年1月，王室下令委托著名埃及学家、古物收藏家，供职于大英博物馆的塞缪尔·伯奇（Samuel Birch，1813-1885）“准备好‘宁波钟’铭文（梵文及佛教符号）翻译，以备御览”。王室一声令下，“宁波钟”也自白金汉宫图书馆被转运至大英博物馆。塞缪尔·伯奇是近代西方埃及学的拓荒人之一，同时也在古董鉴定领域天赋超群。伯奇在埃及学领域的光芒太过耀眼，以至后人往往忽视1885年他讣告中提及的“伯奇博士是多本中国与远东研究著述的作者。”如是，伯奇作为“宁波钟”在白金汉宫与大英博物馆间的接榫者，实质也把“宁波钟”由皇家宝物转型成“中国文物”。

　　或因伯奇进呈的“宁波钟”铭文翻译属“御览”文本，笔者遍搜各处也未得见真容。此外，另一报道里的细节引起了笔者关注：1857年《师与友画报》（The Friendly Companion and Illustrated Instructor）爬梳大英博物馆文物获赠史时谈到，“宁波钟”与一些中国风塑像在1844年1月由维多利亚女王捐赠给大英博物馆。这是一处关键时间节点：本是借予伯奇研究、翻译用的“宁波钟”（原则上用毕归还）为何被“半永久”转交给伯奇供职的大英博物馆？个中机缘巧合我们暂时无从得知。会否是英王室觉得体积硕大的“宁波钟”在白金汉宫图书馆相对“占位子”，因而仅留下轻便的天宁寺花觚做纪念？

　　至迟在1844年1月19日，“宁波钟”正式成为大英博物馆藏品。1月20日，《伦敦新闻画报》撰稿人应约至大英博物馆仓库参观了新入库的“宁波钟”。翌日刊出的新闻里，撰稿人对“宁波钟”发出啧啧赞叹，深感大钟艺术造诣与历史积淀非同一般。1844年3月9日，“宁波钟”正式编入序列，获得了“1844,0309.1”这一藏品注册编号。此后，“宁波钟”在大英博物馆文物仓库里沉睡了一年有余，直到它漂泊生涯里另一重大事件发生。

　　1845年10月，大英博物馆西侧翼楼落成开馆，一年多前转入大英博物馆的“宁波钟”被公开展出。馆方给“宁波钟”配写的展品解说是“中国钟，来自宁波附近佛寺，由女王陛下赐赠，1844年”。这条展品解说充分表明，“宁波钟”初现大英博物馆时，馆方对其定位是“中国钟”——将之视若中国佛钟艺术代表。

　　此外，当月《伦敦新闻画报》还披露了“宁波钟”展出的另一显著历史意义：“在初获命名的博物馆侧翼里，虽然展品尚未完全整理好，新布置的展览区已向公众开放。展厅正中央陈列着一座宏伟的中国钟，它取自一座宁波佛寺，由女王陛下赠给博物馆。由于这口钟被安于此，大英博物馆的新展厅被命名为‘中国馆’（Chinese Room）。”

　　“中国馆”是大英博物馆收藏中国文物的著名单元，也是这座世界顶尖博物馆内为数不多的几间“国别馆”（埃及、希腊、中国等）之一。大英博物馆“中国馆”竟是由“宁波钟”得名，这背后虽注满侵略者臆想的权力浊流，却也堪称“宁波钟”身世里的一段传奇！1845年底“半布展，半开放”状态的大英博物馆新展厅陈列完毕后，“中国馆”被继续沿用为此厅通用名：1846年1月17日，《伦敦新闻画报》谈道：“这件展品被安放在大英博物馆新开展厅——更为人熟知的叫法是‘中国馆’内，那里因一口中国大钟陈列在房间中央而得名。”

　　此后近两百年里，“宁波钟”时而展出，时而轮换回库房。随着时光流逝、更高层次文物不断涌入，“宁波钟”开启大英博物馆“中国馆”的往事与它自身一道，渐为世人淡忘。在跨越半球、颠沛数载后，“宁波钟”在大英博物馆里“沉沉睡去”。

　　1840年代，“宁波钟”不独陈列于白金汉宫、大英博物馆的物理空间内，更萦绕在英国诸多学术名流的心头。一如英王室邀约塞缪尔·伯奇解读“宁波钟”铭文，见到这件东方珍宝的英帝国学术界渴望破译其身世秘密。19世纪英帝国建筑在殖民系统上的学术网络发达畅通，一批国际汉学家相继介入探讨“宁波钟”。

　　1843年11月“宁波钟”运抵白金汉宫后，英王室可能当即延请汉学家对“宁波钟”进行了初步研究。这一猜测源自1844年1月20日《伦敦新闻画报》对“宁波钟”细致入微的准确描述——除详尽点评“宁波钟”艺术特征，《伦敦新闻画报》对此钟铸造时间（采用清朝年号与公元纪年对照）、原属寺院名称（“天灵”误拼“Peen Ling”但读音基本准确）等中文信息亦了如指掌。斯时英国记者很难凭一己之力掌握如此周全“宁波钟”信息，极可能是誊录或重新组织了英王室早前委托汉学专家给出的翻译。

　　1844年4月，孟加拉亚洲学会（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副秘书、博物学家莱德利（J. W. Laidlay，？-？）将早先拓印的“宁波钟”铭文提交给管理层会议，主张由孟加拉亚洲学会出面，将“宁波钟”相关材料寄送给意大利裔法国汉学家、巴黎外方传教会驻澳门传教士约瑟夫-马略·加略利（Joseph Marie Callery，1810-1862），或德籍“中国通”、路德会传教士郭实猎（Karl Friedlich Gutzlaff，1803-1851）审阅，由他们确定“宁波钟”的“铭文上是否有什么重要信息”。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孟加拉亚洲学会似乎并未从加略利或郭实猎处得到他们想要的答案。不久后，一封 “知宁波”者的来信便躺在了学会办公桌上。1844年6月，加尔各答《科学知识》（Gleanings In Science）杂志宣布美籍驻甬浸礼会医疗传教士、宁波华美医院创立者玛高温（Daniel J. Macgowan）主动给孟加拉亚洲学会寄来了两份宁波佛教遗迹资料：其一是“宁波一座寺院所见碑刻疑似梵语之铭文”，其二便是玛氏本人研究亚洲学会所拓“宁波钟”铭文（中文部分）的初步成果。1844年2月至1845年4月，玛高温正在印度休婚假，此前他于1843年11月至翌年1月间在宁波度过了三个月不到的行医时光，对宁波城已有初步了解。据此推测，玛氏或是在休假期间偶然获悉孟加拉亚洲学会有意了解“宁波钟”，从而主动与学会方面取得联系。

　　11月，《科学知识》终于公开了孟加拉亚洲学会与玛高温间讨论“宁波钟”的通信。信间，玛高温宣布其寓目的大钟部分拓印记述了“该地区主要官员名录，以及为铸造这座辉煌庙宇装饰物而捐款供养人的名单。”玛高温还将资料内囊括的人员姓名、出身、官阶一并译作英文，便利不通汉语的孟加拉亚洲学会成员及关心此事者了解铭文大概。然而，玛高温也遗憾地表示，此次他获得的“宁波钟”铭文誊本未收录任何“宗教文字与其他包含历史意义的段落”，因此留下了诸多待解之谜。玛高温期望孟加拉亚洲学会能赐下更多“宁波钟”铭文，以便他全面梳理此钟历史。

　　需要说明的是，1840年代国际汉学家绞尽脑汁想要“破解”的“宁波钟”梵文铭文绝非什么奇异记录，仅是佛寺大钟常会镌雕的宗教符号。那时一干学者趋之若鹜，无非是所见中国佛教文物尚少，从而“物以希为贵”罢了。时过境迁，倒是“宁波钟”包含大钟历史的汉语铭文，尚曾再次得到学者注目。2010年7月，牛津大学华裔学者陈益（Chen Yi）博士应大英博物馆之邀，对“宁波钟”汉语铭文进行了英译、整理，从而形成了已知首份“宁波钟”汉语铭文全译档案。来自中国的“宁波钟”时隔近200年由华裔学者正式“揭开面纱”，这可是“宁波钟”坎坷漂泊里一段“执手相看泪眼”的奇缘？

　　（作者系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附识：夏昀、朱立奇、于鑫、沈荟、王燕萍、王珺彤等师友慷慨为本文提供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