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马牛羊鸡犬豕”在中国被誉为六畜兴旺之象征，而羊，以其温婉之姿，率先跨过了野性与驯化之间的鸿沟，成为最早融入人类日常生活的亲密伙伴之一。

　　“羊”在古代与“祥”相通，“祥”也可写作“吉羊”，表示吉祥之意，羊是“祥瑞”的象征，“三羊开泰”是文物中的常见题材。古人年初在门上悬羊头，交往中送羊，以羊作聘礼，都是取其吉祥之意。

　　旧时汉族民间有“送羊”的岁时风俗，流行于河北南部。每年农历六月或七月间，外祖父、舅舅给小外甥送羊，原先是送活羊，后来改送面羊。传说此俗与沉香劈山救母有关。沉香劈开华山救出生母后，要杀死虐待其母的舅舅杨二郎，杨二郎为重修兄妹之好，每年给沉香送一对活羊（羊与杨谐音），从而留下了送羊之风俗。另外，民间以每月初六、初九为羊日，青海此日禁止抓羊。

　　本文即将引领您穿梭于历史的画廊，探寻那些承载着古人智慧与情感的羊形文物，每一件都是时间的低语，讲述着人与羊之间不解的情缘。

　　早在4000余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达茂草原就有了人类驻牧游猎的足迹，达茂岩画就是最真实的写照。达茂岩画出现了20余种动物的身影。在这当中，以羊的数量为最，有岩羊、北山羊、野羊等形象，这便是“达茂草原羊”的雏形。

　　同时羊纹开始出现，多出现在陶器上，初具“羊”的基本形态，造型粗朴、简练，比较抽象性、符号化。比如甘肃洮河流域出土的陶器——羊角纹双耳尊，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窑文化，陶器上两只黑羊自然弯曲，潇洒飘逸，整个陶器红黑对比，具有非常强的视觉冲击。

　　在商朝，先民们更愿意赋予“羊”美好、吉祥的象征。像由“羊”字衍生而来的“美”字，其原意指肥美硕大的羊。商朝步入青铜时代，同时羊被列为“六畜之一”，在祭典中是仅次于牛的祭品。此时代的青铜器上多出现羊纹装饰，用于大型或小型祭典中。最为典型的是后母戊青铜方鼎、四羊方尊以及“皿而全”铜方罍。

　　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即商王武丁之妻）铸造此鼎，鼎腹内壁刻有“后母戊”三个字，字体气势磅礴，形态丰满，笔画的起落之处多显露出锐利的锋芒，部分笔画粗壮有力。有学者认为，“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妇妌的庙号，“司”应为“后”，代表她生前的地位。

　　鼎是古代的一种煮食物的器具，同时也是放在宗庙里祭祀用的礼器。大鼎外壁被精心雕刻着饕餮纹、牛头纹、夔纹和蝉纹，中心部分则保持素净光滑，给人一种浑厚庄重的感觉。饕餮这一神秘怪兽，是以虎、牛、羊等动物为原型，经过艺术化的抽象处理而成，它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的深深崇拜。人们将饕餮纹巧妙地装饰在青铜礼器上，使得这些礼器更显神秘与威严。在大鼎四面的交汇处，巧妙地装饰着扉棱。鼎耳的耳背上刻有鱼纹，而双耳外侧则呈现出双虎噬人头的生动图案。四只鼎足的纹饰同样独具匠心，弦纹之上饰有兽面纹，彰显出商代工艺的高超水平。

　　此器采用圆雕与浮雕相结合的装饰手法，将四羊与器身融为一体，使原本可能显得呆板的器物变得生动而富有活力。它将实用性与艺术造型巧妙地结合，展示了商代工匠在处理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之间的高超技艺，实现了技术与艺术的和谐统一。

　　四羊方尊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其设计独特，肩部、腹部和足部巧妙地融为一体，呈现出四只卷角羊的形象，每只羊各据一方，静中有动，展现出匠人的卓越巧思。在方尊的四面正中，也就是两只羊相邻之处，各有一双龙首探出，从方尊的每边右肩蜿蜒至器物的中心。此外，羊的前身还饰有长冠鸟纹，圈足部分则是夔龙纹。在方尊的边角和各面中心线上，都设有凸起的扉棱，不仅掩盖了合范的痕迹，还丰富了器物的视觉效果，增强了整体的气势。

　　“皿而全”铜方罍，罍（léi），古代一种盛酒的容器。最早的青铜罍见于商代，春秋中期较为流行。

　　皿方罍整体造型以方为主，方中有圆，刚柔相济，器身饰兽面纹，领与足饰小鸟纹，肩饰夔龙纹。肩上饰卷角羊首衔环，腹下有兽首形鼻。多种装饰技法的运用，使其精美别致。这件器物的器盖铸有铭文“皿而全作父已尊彝”，器身铸有铭文“皿作父已尊彝”，其中“皿”是器主族氏，“而全”是器主之名。由此可知，该器是皿而全为祭祀父亲“父已”而特意制作的礼器。商皿方罍器型硕大，雄浑庄重，雕刻精美，富丽堂皇，被誉为“方罍之王”。

　　受汉高祖及文景之治推行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和“黄老无为”思想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工艺美术特点以实用为主，虽然在造型风格上沿袭了先秦样式，但并没有追求繁琐的装饰。因此，该时期文物特点多为简洁大方、质朴实用。比如西汉的羊尊铜灯没有复杂的纹样，却能将羊性情温和的特征表现得惟妙惟肖。

　　此文物通高18.6厘米，长23厘米。灯作卧羊形。羊昂首，双角卷曲，身躯浑圆，短尾。羊背和身躯分铸，颈后置活纽，可将羊背向上翻开，平放于羊头上作为灯盘。羊腹中空，用以储油，当灯置而不用时，可将灯盘内燃余的灯油倾倒入腹腔内。

　　文物中的“羊灯”比较常见，这是一种吉祥器物，亦称“金羊灯”。《艺文类聚》中“金羊载耀，作明以续”，说的就是羊灯照明。北周庾信《庚子山·七夕赋》有“兔月先上，羊灯次安”的诗句。

　　由于羊的吉祥寓意，此时期羊的身影也常出现在生活用品以及陪葬品中。汉朝时期，有以“子母羊纹”装饰的铜洗，反映了《春秋》中所云“羔饮其母，必跪，类知礼者”的典故。此外还有“大吉祥”铭文和羊纹装饰的铜洗，羊祥相同，吉祥亦作“吉羊”。

　　大吉羊鱼鹤铜洗，洗作为古代盛水器，主要用于盥洗等日常生活活动。器内底左侧为一鹤形图案，右侧为一鱼形图案。这两种动物纹在汉代文化中都有吉祥寓意，鹤代表长寿，鱼则寓意富贵有余。同时器内底中间刻有阳文隶书“大吉羊宜用”五字。“大吉羊”即为“大吉祥”，是汉代常用的吉语，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吉祥、幸福生活的追求。

　　羱羊纹银马珂是一种陪葬品，出土于刘贺墓车马坑，为缝缀在马鞍后鞦带上的装饰物，制作极其精湛。

　　羱羊马珂的外观类似于一面盾牌，中央图案为一只生动的独角山羊。这只山羊于奔跑中回首，前蹄跃起，耳朵直竖，头顶弯刀般的大角，四肢充满力量，尾巴高高扬起。画面边缘则刻有凸起的云气纹，增添了一丝神秘感。整个作品造型生动，栩栩如生，充满了艺术魅力。

　　羱羊在亚洲主要分布于中国西北地区和中亚，生活在高海拔山势峻峭的山地，古人对羱羊的威猛之力与敏捷之身充满崇拜。此处羱羊腾跃云间可能受到了西亚早期艺术中带翼羱羊的影响，加之采用的模压工艺与中国古代的范铸工艺不同，属于汉代东西方文化融合的重要见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割据混战最长的时期，由于受到佛教的影响，此时期的动物形象普遍转变为表现主义，在此之前的秦汉时期，动物形象主要为现实主义，原本羊纹的质朴风格与佛教的艺术相互融合，羊纹造型向修长以及超凡脱俗的形式化转变，目的也是为了给人们的精神带来安慰。

　　晋代羊形陶尊，泥质红陶胎，通体施酱色釉。羊尊内部中空，五官塑造得十分逼真：槐叶形目，八字形鼻孔，吻下有一缕山羊胡，两耳斜侈，一对羊角分别环于耳侧，角上有齿棱，羊首微微昂起，像在沉思，也像即将发出声音。羊的四脚蜷伏于身下，臀后有一宽扁短尾，整体形态十分乖顺。在羊的背部，即尊的上方还有一条桥状提梁，梁面有齿棱，用来栓系器物。此座羊尊保存完好，卧羊比例协调、神态栩栩如生，具有浓厚的晋代尚意随性的生活气息与风格。

　　羊形尊器物是晋朝时的典型器物，相同器物在其余地区亦有出土，体现了人们对于羊的喜爱，除了陶尊之外，还有以羊为形的烛台，比如东晋时期的越窑青瓷羊形器。

　　羊作引颈跪伏状，双目外突，两角后卷。西晋的羊形器体形饱满，有雍容之态，东晋的羊形器头部变小，颈部变粗，腰部却变得很细，并常以褐色点彩作装饰。古时“羊”与“祥” 同音，取羊之形，寓意“吉祥如意”。青瓷羊和青瓷狮子，是两晋时期越窑青瓷两款经典的动物造型。或模压成型，或手工塑造，在追求外形逼真的同时，往往刻饰飞羽，反映出当时盛行的仙道思想。其中羊首上穿圆孔，而狮背上装圆管，这种设计可能用于插香插烛，从而具有牺牲和避邪的功用寓意。

　　羊车，是古代宫中的小车，即“祥车”，就是“辇”，取吉祥之意。汉代还给这种车的驾驭者一个官衔叫“羊车小吏”。到南朝时“羊车”从宫廷进入民间。

　　唐代文化博大富丽，兼收并蓄。这一时期由于丝绸之路的开展，导致社会文化空前开放，各种文化不断传入中国。唐朝的经济文化繁荣，这时期的陶瓷、染织、铜镜、金银器等工艺快速发展，羊的形象被运用在日常生活中的各个物件之中，发展非常迅速。

　　青瓷褐绿彩羊形烛台，此烛台造型奇特，座的下半部如壶，有镂空壶门；上半部为一羊蹲伏于上，背立一烛插，饰褐绿斑彩。以羊造型既增加了美感，同时还有吉祥之意，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除了烛台，唐代也有用羊形装饰的瓷枕。珍珠地卧羊瓷枕物证了唐代密县瓷窑的辉煌历史，白瓷刻花、手法一绝。

　　瓷枕枕面绘一只卧羊，口衔一束草，生动逼真。周壁珍珠地上饰一方连续花草图案，构图和谐，圆浑有力。珍珠地排列紧密整齐，酱白相衬，色调淡雅，形象生动，反映了唐代瓷枕的制作特点，是一件富有生活情趣的佳作。

　　此时期有关羊的画作，较为有名的是唐代画家刁光胤所绘的《写生花卉册-枯树五羊盘陀》。

　　画作描绘了枯树旁边羊只觅食的悠闲姿态，或坐、或立、或觅食，远处群山在云雾中时隐时现，两只羊抬头四顾，与远景遥相呼应，构图精美。刁光胤擅画龙、水、竹石、花鸟、猫兔，此幅画中画羊的用笔纤秀，画枯树则显得较为浑厚，展现了其精湛的绘画技艺。

　　除了文物，动物纹样也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个时期的织锦中，常常出现成双成对且左右对称的图案，比如“对羊纹”，“对鹿纹”等。敦煌窟出土的“团窠联珠对羊纹锦”，其羊纹形象同西亚的大角野山羊相似，并非中国风格。这可能与地理位置有关，新疆境内蜿蜒着“丝绸之路”，西亚人往来不绝，其地织锦有西亚风格不足为奇。

　　宋朝承继了隋唐的盛世余晖，但文物在艺术风格上追求极简与雅致，这体现在文物的造型、色彩和装饰上。宋朝的瓷器、玉器、书画等作品，往往以简洁的线条、素净的色彩和精致的工艺著称，展现出清新脱俗、淡泊明志的审美情趣，此时期有关羊的文物大多呈现出此特点。

　　较为有名的是南宋画家陈居中创作的《四羊图》，这是一幅极为生动的动物画。两只小山羊打闹嬉戏，一只羊似欲走来制止，又一只则立于土坡之上俯视下方。画家将动物之间的互动描写得十分真实，又富有人世的生活意趣。羊的形态描绘体现了画家深厚的写生功底，如小山羊跳跃、抵撞的姿态，老山羊前蹄收缩、双耳上竖的细部动作，甚至翻转的双角，均表现得一丝不苟，体现了宋代院体绘画精工细致、刻画入微的风格特征。

　　这幅画表现的四羊寓意为三阳在下，一阳在上，即“三羊开泰”，谐音“三阳开泰”。“三阳开泰”本意是《周易》的“泰”卦，为最吉利的一卦，是以三阳爻开始的，象为，其意之所以吉利，是因其寓意天地交而万类通，上下交而其志同。

　　图绘汉代名臣苏武的故事。绘苏武头戴布巾，手持汉节，双眉紧锁，似在思汉。一侧有羊二只，四周山石围绕，空寂无人，表现出苏武塞外生活的艰辛和坚定不屈的意志。画面设色淡雅，构图简洁疏朗，人物勾线简劲有力。

　　在纹样方面，宋朝受到统治者的号召要“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和文人气息的影响，纹样图案也透露出了清新典雅、和谐秀逸的风格，表达人们对美好事物的盼望等非常质朴的心愿。

　　羊纹砖是一种具有特定纹饰的砖瓦类文物，其特点在于表面装饰有羊的图案。羊纹砖的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其纹饰的精美和寓意的深远上。羊的形象通常被塑造得栩栩如生，或奔跑跳跃，或低头觅食，展现出羊的活泼与温顺，羊纹也承载着人们对吉祥、美好生活向往和追求。

　　元朝作为蒙古族建立的王朝，其文物自然融入了浓厚的蒙古族文化元素。羊作为蒙古族游牧生活中的重要家畜，不仅提供了生活资料，还成为了文化中的重要象征。因此，元朝的羊文物往往具有鲜明的蒙古族民族特色，比如较为有名的灰陶卧羊。

　　灰陶卧羊长17厘米，高11厘米，宽7.5厘米。主要用于陪葬品。羊呈卧姿，四肢盘曲，双目圆睁，长角卷曲，通体素面无纹饰。灰陶卧羊作为元代蒙古贵族的陪葬品，不仅展现了蒙古人的民族特色，还体现了羊在蒙古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同时元代瓷器的种类样式也较为丰富，影青羊形香插作为元代瓷器中的精品，展现了当时瓷器制作的高超技艺和独特风格。

　　釉色白中泛青，腹下无釉，露胎呈白灰色。羊的四肢卷曲，蹲卧式，头部稍旋转，表情丰富，嘴衔草叶，腹内镂空，背上部有一圆孔，孔旁竖一空心小圆柱，可插香，堆贴有如意云头纹，寓 “吉羊（祥）如意”。

　　有关羊的绘画作品中，著名的《二羊图》是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创作的一幅纸本水墨画。

　　赵孟頫以精湛的笔墨技巧描绘了山羊和绵羊各一头。右面山羊张口睁目，尾巴上翘，身子向右而头部朝左，背部线条自然弯曲，羊毛轻软直长，描绘工细。左面绵羊昂首而立，身躯朝左，头部右侧毛卷而短。画面中，山羊低头吃草，绵羊昂首瞻望，形成了一动一静的有趣对比。周围不着背景，构图空疏，这种布局与唐代韩滉的《五牛图》颇为类似，赵孟頫可能是吸取了唐画的艺术手法。

　　中国人讲“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明代，羊的形象多用于瓷器上，形态较为细腻和传神，更加注重羊特征细节的刻画。主要内容从简单的祈求平安到希望富贵吉祥。纹样色彩对比强烈、奢华，造型优美繁琐。

　　青花瓷在明朝非常盛行，以“羊”为主题画面的青花瓷绘艺术层出不穷。它们在碗、盘、笔筒等诸多青花瓷上画各种形态的羊，并且周围配上富贵吉祥的花卉撒播其间。不仅使人们感到敦睦祥和、悠然自得的和谐气韵，还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朝气。

　　此碗是一件明代嘉靖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宫廷用瓷器。碗呈仰钟式，内外均为青花装饰。碗心绘麒麟，辅以松、石、花草。碗内近口沿处绘锦纹。外壁绘神态各异的三羊，一羊正面伫立，一羊侧面作行走状，一羊回首观望。三羊间衬以松、竹、梅及杨柳、芭蕉。外底署青花“大明嘉靖年制”六字双行款，外围双圈。其所施白釉莹润泛青，青花发色浓重艳丽，所用青料当系嘉靖朝盛行的“回青”。所绘三羊图案为吉祥图案，寓意“三羊开泰”。它也是羊纹中最常见的主题”，如明代三羊开泰饰板。

　　三羊开泰饰板，和田玉，色泽灰白斑驳，局部略带黑褐色沁。饰板呈长方形，正面以三羊开泰为主题纹饰，上部旭日当空，周围祥云缭绕，下部两只羊回首相望，生动传神，雕琢细腻工致。采用多层透雕、线刻等多种雕刻手法，使饰板更具立体感。

　　作者明朝画家朱瞻基，图绘一只高大矫健，皮毛灰白，竖起高高羊角的壮年羊，二只黑白相间小羊，在空旷之地觅食，身后绘湖石、竹子相伴。三羊开泰寓意吉祥如意，祝愿一年好光景，为传统节日祝福画。

　　明清的制瓷工艺已达到了鼎盛时期，在继承了唐宋的制瓷工艺基础上，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发展，各种色彩完美搭配，瓷器上的羊也精妙绝伦，同时受到西洋文化的熏陶与影响，这时期的瓷器已开始运用珐琅彩，比如清朝的掐丝珐琅双羊尊。

　　此尊造型为双羊联体，一身之上设方向相背的两羊首，背驮一方形尊，双羊的前腿构成器物的四足，耳和角为铜镀金质。羊身饰条带形锦纹，肩饰火焰纹，方形尊上饰兽面纹。该器掐丝均匀工致，镀金厚实光亮，造型与装饰花纹新颖别致，独具特色，在掐丝珐琅器中较罕见。

　　天空为宝蓝色，上有五彩瑞云。山坡草地之上，苍松绿树之间，3名男童与9只小羊正在嬉戏。9只小羊寓意“九阳消寒”，而3名童子属阳，取“三阳开泰”之意。图中运用了多种缂丝技法和刺绣针法，色彩丰富艳丽，主题突出，物象分明。

　　碧玉浮雕三羊开泰图插屏，碧玉材质。正面浅浮雕三只羊在山间小路漫步，山峰层峦叠嶂，山间有几棵挺拔的松树，松树旁边还有几个亭阁，颇有意境。

　　在这段穿越千年的“羊”文物之旅的尾声，我们不仅见证了羊作为人类最早驯化的伙伴之一，如何以其温婉之姿，跨越了野性与文明的分界，更深刻体会到了羊在中国文化中那跨越时空的深厚底蕴与不朽魅力。ng体育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