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千年的“羊”文物之旅|新知

2024-10-21 1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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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来,“马牛羊鸡犬豕”在中国被誉为六畜兴旺之象征,而羊,以其温婉之姿,率先跨过了野性与驯化之间的鸿沟,成为最早融入人类日常生活的亲密伙伴之一。

  “羊”在古代与“祥”相通,“祥”也可写作“吉羊”,表示吉祥之意,羊是“祥瑞”的象征,“三羊开泰”是文物中的常见题材。古人年初在门上悬羊头,交往中送羊,以羊作聘礼,都是取其吉祥之意。

  旧时汉族民间有“送羊”的岁时风俗,流行于河北南部。每年农历六月或七月间,外祖父、舅舅给小外甥送羊,原先是送活羊,后来改送面羊。传说此俗与沉香劈山救母有关。沉香劈开华山救出生母后,要杀死虐待其母的舅舅杨二郎,杨二郎为重修兄妹之好,每年给沉香送一对活羊(羊与杨谐音),从而留下了送羊之风俗。另外,民间以每月初六、初九为羊日,青海此日禁止抓羊。

  本文即将引领您穿梭于历史的画廊,探寻那些承载着古人智慧与情感的羊形文物,每一件都是时间的低语,讲述着人与羊之间不解的情缘。

  早在4000余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达茂草原就有了人类驻牧游猎的足迹,达茂岩画就是最真实的写照。达茂岩画出现了20余种动物的身影。在这当中,以羊的数量为最,有岩羊、北山羊、野羊等形象,这便是“达茂草原羊”的雏形。

  同时羊纹开始出现,多出现在陶器上,初具“羊”的基本形态,造型粗朴、简练,比较抽象性、符号化。比如甘肃洮河流域出土的陶器——羊角纹双耳尊,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窑文化,陶器上两只黑羊自然弯曲,潇洒飘逸,整个陶器红黑对比,具有非常强的视觉冲击。

  在商朝,先民们更愿意赋予“羊”美好、吉祥的象征。像由“羊”字衍生而来的“美”字,其原意指肥美硕大的羊。商朝步入青铜时代,同时羊被列为“六畜之一”,在祭典中是仅次于牛的祭品。此时代的青铜器上多出现羊纹装饰,用于大型或小型祭典中。最为典型的是后母戊青铜方鼎、四羊方尊以及“皿而全”铜方罍。

  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即商王武丁之妻)铸造此鼎,鼎腹内壁刻有“后母戊”三个字,字体气势磅礴,形态丰满,笔画的起落之处多显露出锐利的锋芒,部分笔画粗壮有力。有学者认为,“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妇妌的庙号,“司”应为“后”,代表她生前的地位。

  鼎是古代的一种煮食物的器具,同时也是放在宗庙里祭祀用的礼器。大鼎外壁被精心雕刻着饕餮纹、牛头纹、夔纹和蝉纹,中心部分则保持素净光滑,给人一种浑厚庄重的感觉。饕餮这一神秘怪兽,是以虎、牛、羊等动物为原型,经过艺术化的抽象处理而成,它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的深深崇拜。人们将饕餮纹巧妙地装饰在青铜礼器上,使得这些礼器更显神秘与威严。在大鼎四面的交汇处,巧妙地装饰着扉棱。鼎耳的耳背上刻有鱼纹,而双耳外侧则呈现出双虎噬人头的生动图案。四只鼎足的纹饰同样独具匠心,弦纹之上饰有兽面纹,彰显出商代工艺的高超水平。

  此器采用圆雕与浮雕相结合的装饰手法,将四羊与器身融为一体,使原本可能显得呆板的器物变得生动而富有活力。它将实用性与艺术造型巧妙地结合,展示了商代工匠在处理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之间的高超技艺,实现了技术与艺术的和谐统一。

  四羊方尊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其设计独特,肩部、腹部和足部巧妙地融为一体,呈现出四只卷角羊的形象,每只羊各据一方,静中有动,展现出匠人的卓越巧思。在方尊的四面正中,也就是两只羊相邻之处,各有一双龙首探出,从方尊的每边右肩蜿蜒至器物的中心。此外,羊的前身还饰有长冠鸟纹,圈足部分则是夔龙纹。在方尊的边角和各面中心线上,都设有凸起的扉棱,不仅掩盖了合范的痕迹,还丰富了器物的视觉效果,增强了整体的气势。

  “皿而全”铜方罍,罍(léi),古代一种盛酒的容器。最早的青铜罍见于商代,春秋中期较为流行。

  皿方罍整体造型以方为主,方中有圆,刚柔相济,器身饰兽面纹,领与足饰小鸟纹,肩饰夔龙纹。肩上饰卷角羊首衔环,腹下有兽首形鼻。多种装饰技法的运用,使其精美别致。这件器物的器盖铸有铭文“皿而全作父已尊彝”,器身铸有铭文“皿作父已尊彝”,其中“皿”是器主族氏,“而全”是器主之名。由此可知,该器是皿而全为祭祀父亲“父已”而特意制作的礼器。商皿方罍器型硕大,雄浑庄重,雕刻精美,富丽堂皇,被誉为“方罍之王”。

  受汉高祖及文景之治推行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和“黄老无为”思想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工艺美术特点以实用为主,虽然在造型风格上沿袭了先秦样式,但并没有追求繁琐的装饰。因此,该时期文物特点多为简洁大方、质朴实用。比如西汉的羊尊铜灯没有复杂的纹样,却能将羊性情温和的特征表现得惟妙惟肖。

  此文物通高18.6厘米,长23厘米。灯作卧羊形。羊昂首,双角卷曲,身躯浑圆,短尾。羊背和身躯分铸,颈后置活纽,可将羊背向上翻开,平放于羊头上作为灯盘。羊腹中空,用以储油,当灯置而不用时,可将灯盘内燃余的灯油倾倒入腹腔内。

  文物中的“羊灯”比较常见,这是一种吉祥器物,亦称“金羊灯”。《艺文类聚》中“金羊载耀,作明以续”,说的就是羊灯照明。北周庾信《庚子山·七夕赋》有“兔月先上,羊灯次安”的诗句。

  由于羊的吉祥寓意,此时期羊的身影也常出现在生活用品以及陪葬品中。汉朝时期,有以“子母羊纹”装饰的铜洗,反映了《春秋》中所云“羔饮其母,必跪,类知礼者”的典故。此外还有“大吉祥”铭文和羊纹装饰的铜洗,羊祥相同,吉祥亦作“吉羊”。

  大吉羊鱼鹤铜洗,洗作为古代盛水器,主要用于盥洗等日常生活活动。器内底左侧为一鹤形图案,右侧为一鱼形图案。这两种动物纹在汉代文化中都有吉祥寓意,鹤代表长寿,鱼则寓意富贵有余。同时器内底中间刻有阳文隶书“大吉羊宜用”五字。“大吉羊”即为“大吉祥”,是汉代常用的吉语,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吉祥、幸福生活的追求。

  羱羊纹银马珂是一种陪葬品,出土于刘贺墓车马坑,为缝缀在马鞍后鞦带上的装饰物,制作极其精湛。

  羱羊马珂的外观类似于一面盾牌,中央图案为一只生动的独角山羊。这只山羊于奔跑中回首,前蹄跃起,耳朵直竖,头顶弯刀般的大角,四肢充满力量,尾巴高高扬起。画面边缘则刻有凸起的云气纹,增添了一丝神秘感。整个作品造型生动,栩栩如生,充满了艺术魅力。

  羱羊在亚洲主要分布于中国西北地区和中亚,生活在高海拔山势峻峭的山地,古人对羱羊的威猛之力与敏捷之身充满崇拜。此处羱羊腾跃云间可能受到了西亚早期艺术中带翼羱羊的影响,加之采用的模压工艺与中国古代的范铸工艺不同,属于汉代东西方文化融合的重要见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割据混战最长的时期,由于受到佛教的影响,此时期的动物形象普遍转变为表现主义,在此之前的秦汉时期,动物形象主要为现实主义,原本羊纹的质朴风格与佛教的艺术相互融合,羊纹造型向修长以及超凡脱俗的形式化转变,目的也是为了给人们的精神带来安慰。

  晋代羊形陶尊,泥质红陶胎,通体施酱色釉。羊尊内部中空,五官塑造得十分逼真:槐叶形目,八字形鼻孔,吻下有一缕山羊胡,两耳斜侈,一对羊角分别环于耳侧,角上有齿棱,羊首微微昂起,像在沉思,也像即将发出声音。羊的四脚蜷伏于身下,臀后有一宽扁短尾,整体形态十分乖顺。在羊的背部,即尊的上方还有一条桥状提梁,梁面有齿棱,用来栓系器物。此座羊尊保存完好,卧羊比例协调、神态栩栩如生,具有浓厚的晋代尚意随性的生活气息与风格。

  羊形尊器物是晋朝时的典型器物,相同器物在其余地区亦有出土,体现了人们对于羊的喜爱,除了陶尊之外,还有以羊为形的烛台,比如东晋时期的越窑青瓷羊形器。

  羊作引颈跪伏状,双目外突,两角后卷。西晋的羊形器体形饱满,有雍容之态,东晋的羊形器头部变小,颈部变粗,腰部却变得很细,并常以褐色点彩作装饰。古时“羊”与“祥” 同音,取羊之形,寓意“吉祥如意”。青瓷羊和青瓷狮子,是两晋时期越窑青瓷两款经典的动物造型。或模压成型,或手工塑造,在追求外形逼真的同时,往往刻饰飞羽,反映出当时盛行的仙道思想。其中羊首上穿圆孔,而狮背上装圆管,这种设计可能用于插香插烛,从而具有牺牲和避邪的功用寓意。

  羊车,是古代宫中的小车,即“祥车”,就是“辇”,取吉祥之意。汉代还给这种车的驾驭者一个官衔叫“羊车小吏”。到南朝时“羊车”从宫廷进入民间。

  唐代文化博大富丽,兼收并蓄。这一时期由于丝绸之路的开展,导致社会文化空前开放,各种文化不断传入中国。唐朝的经济文化繁荣,这时期的陶瓷、染织、铜镜、金银器等工艺快速发展,羊的形象被运用在日常生活中的各个物件之中,发展非常迅速。

  青瓷褐绿彩羊形烛台,此烛台造型奇特,座的下半部如壶,有镂空壶门;上半部为一羊蹲伏于上,背立一烛插,饰褐绿斑彩。以羊造型既增加了美感,同时还有吉祥之意,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除了烛台,唐代也有用羊形装饰的瓷枕。珍珠地卧羊瓷枕物证了唐代密县瓷窑的辉煌历史,白瓷刻花、手法一绝。

  瓷枕枕面绘一只卧羊,口衔一束草,生动逼真。周壁珍珠地上饰一方连续花草图案,构图和谐,圆浑有力。珍珠地排列紧密整齐,酱白相衬,色调淡雅,形象生动,反映了唐代瓷枕的制作特点,是一件富有生活情趣的佳作。

  此时期有关羊的画作,较为有名的是唐代画家刁光胤所绘的《写生花卉册-枯树五羊盘陀》。

  画作描绘了枯树旁边羊只觅食的悠闲姿态,或坐、或立、或觅食,远处群山在云雾中时隐时现,两只羊抬头四顾,与远景遥相呼应,构图精美。刁光胤擅画龙、水、竹石、花鸟、猫兔,此幅画中画羊的用笔纤秀,画枯树则显得较为浑厚,展现了其精湛的绘画技艺。

  除了文物,动物纹样也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个时期的织锦中,常常出现成双成对且左右对称的图案,比如“对羊纹”,“对鹿纹”等。敦煌窟出土的“团窠联珠对羊纹锦”,其羊纹形象同西亚的大角野山羊相似,并非中国风格。这可能与地理位置有关,新疆境内蜿蜒着“丝绸之路”,西亚人往来不绝,其地织锦有西亚风格不足为奇。

  宋朝承继了隋唐的盛世余晖,但文物在艺术风格上追求极简与雅致,这体现在文物的造型、色彩和装饰上。宋朝的瓷器、玉器、书画等作品,往往以简洁的线条、素净的色彩和精致的工艺著称,展现出清新脱俗、淡泊明志的审美情趣,此时期有关羊的文物大多呈现出此特点。

  较为有名的是南宋画家陈居中创作的《四羊图》,这是一幅极为生动的动物画。两只小山羊打闹嬉戏,一只羊似欲走来制止,又一只则立于土坡之上俯视下方。画家将动物之间的互动描写得十分真实,又富有人世的生活意趣。羊的形态描绘体现了画家深厚的写生功底,如小山羊跳跃、抵撞的姿态,老山羊前蹄收缩、双耳上竖的细部动作,甚至翻转的双角,均表现得一丝不苟,体现了宋代院体绘画精工细致、刻画入微的风格特征。

  这幅画表现的四羊寓意为三阳在下,一阳在上,即“三羊开泰”,谐音“三阳开泰”。“三阳开泰”本意是《周易》的“泰”卦,为最吉利的一卦,是以三阳爻开始的,象为,其意之所以吉利,是因其寓意天地交而万类通,上下交而其志同。

  图绘汉代名臣苏武的故事。绘苏武头戴布巾,手持汉节,双眉紧锁,似在思汉。一侧有羊二只,四周山石围绕,空寂无人,表现出苏武塞外生活的艰辛和坚定不屈的意志。画面设色淡雅,构图简洁疏朗,人物勾线简劲有力。

  在纹样方面,宋朝受到统治者的号召要“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和文人气息的影响,纹样图案也透露出了清新典雅、和谐秀逸的风格,表达人们对美好事物的盼望等非常质朴的心愿。

  羊纹砖是一种具有特定纹饰的砖瓦类文物,其特点在于表面装饰有羊的图案。羊纹砖的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其纹饰的精美和寓意的深远上。羊的形象通常被塑造得栩栩如生,或奔跑跳跃,或低头觅食,展现出羊的活泼与温顺,羊纹也承载着人们对吉祥、美好生活向往和追求。

  元朝作为蒙古族建立的王朝,其文物自然融入了浓厚的蒙古族文化元素。羊作为蒙古族游牧生活中的重要家畜,不仅提供了生活资料,还成为了文化中的重要象征。因此,元朝的羊文物往往具有鲜明的蒙古族民族特色,比如较为有名的灰陶卧羊。

  灰陶卧羊长17厘米,高11厘米,宽7.5厘米。主要用于陪葬品。羊呈卧姿,四肢盘曲,双目圆睁,长角卷曲,通体素面无纹饰。灰陶卧羊作为元代蒙古贵族的陪葬品,不仅展现了蒙古人的民族特色,还体现了羊在蒙古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同时元代瓷器的种类样式也较为丰富,影青羊形香插作为元代瓷器中的精品,展现了当时瓷器制作的高超技艺和独特风格。

  釉色白中泛青,腹下无釉,露胎呈白灰色。羊的四肢卷曲,蹲卧式,头部稍旋转,表情丰富,嘴衔草叶,腹内镂空,背上部有一圆孔,孔旁竖一空心小圆柱,可插香,堆贴有如意云头纹,寓 “吉羊(祥)如意”。

  有关羊的绘画作品中,著名的《二羊图》是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创作的一幅纸本水墨画。

  赵孟頫以精湛的笔墨技巧描绘了山羊和绵羊各一头。右面山羊张口睁目,尾巴上翘,身子向右而头部朝左,背部线条自然弯曲,羊毛轻软直长,描绘工细。左面绵羊昂首而立,身躯朝左,头部右侧毛卷而短。画面中,山羊低头吃草,绵羊昂首瞻望,形成了一动一静的有趣对比。周围不着背景,构图空疏,这种布局与唐代韩滉的《五牛图》颇为类似,赵孟頫可能是吸取了唐画的艺术手法。

  中国人讲“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明代,羊的形象多用于瓷器上,形态较为细腻和传神,更加注重羊特征细节的刻画。主要内容从简单的祈求平安到希望富贵吉祥。纹样色彩对比强烈、奢华,造型优美繁琐。

  青花瓷在明朝非常盛行,以“羊”为主题画面的青花瓷绘艺术层出不穷。它们在碗、盘、笔筒等诸多青花瓷上画各种形态的羊,并且周围配上富贵吉祥的花卉撒播其间。不仅使人们感到敦睦祥和、悠然自得的和谐气韵,还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朝气。

  此碗是一件明代嘉靖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宫廷用瓷器。碗呈仰钟式,内外均为青花装饰。碗心绘麒麟,辅以松、石、花草。碗内近口沿处绘锦纹。外壁绘神态各异的三羊,一羊正面伫立,一羊侧面作行走状,一羊回首观望。三羊间衬以松、竹、梅及杨柳、芭蕉。外底署青花“大明嘉靖年制”六字双行款,外围双圈。其所施白釉莹润泛青,青花发色浓重艳丽,所用青料当系嘉靖朝盛行的“回青”。所绘三羊图案为吉祥图案,寓意“三羊开泰”。它也是羊纹中最常见的主题”,如明代三羊开泰饰板。

  三羊开泰饰板,和田玉,色泽灰白斑驳,局部略带黑褐色沁。饰板呈长方形,正面以三羊开泰为主题纹饰,上部旭日当空,周围祥云缭绕,下部两只羊回首相望,生动传神,雕琢细腻工致。采用多层透雕、线刻等多种雕刻手法,使饰板更具立体感。

  作者明朝画家朱瞻基,图绘一只高大矫健,皮毛灰白,竖起高高羊角的壮年羊,二只黑白相间小羊,在空旷之地觅食,身后绘湖石、竹子相伴。三羊开泰寓意吉祥如意,祝愿一年好光景,为传统节日祝福画。

  明清的制瓷工艺已达到了鼎盛时期,在继承了唐宋的制瓷工艺基础上,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发展,各种色彩完美搭配,瓷器上的羊也精妙绝伦,同时受到西洋文化的熏陶与影响,这时期的瓷器已开始运用珐琅彩,比如清朝的掐丝珐琅双羊尊。

  此尊造型为双羊联体,一身之上设方向相背的两羊首,背驮一方形尊,双羊的前腿构成器物的四足,耳和角为铜镀金质。羊身饰条带形锦纹,肩饰火焰纹,方形尊上饰兽面纹。该器掐丝均匀工致,镀金厚实光亮,造型与装饰花纹新颖别致,独具特色,在掐丝珐琅器中较罕见。

  天空为宝蓝色,上有五彩瑞云。山坡草地之上,苍松绿树之间,3名男童与9只小羊正在嬉戏。9只小羊寓意“九阳消寒”,而3名童子属阳,取“三阳开泰”之意。图中运用了多种缂丝技法和刺绣针法,色彩丰富艳丽,主题突出,物象分明。

  碧玉浮雕三羊开泰图插屏,碧玉材质。正面浅浮雕三只羊在山间小路漫步,山峰层峦叠嶂,山间有几棵挺拔的松树,松树旁边还有几个亭阁,颇有意境。

  在这段穿越千年的“羊”文物之旅的尾声,我们不仅见证了羊作为人类最早驯化的伙伴之一,如何以其温婉之姿,跨越了野性与文明的分界,更深刻体会到了羊在中国文化中那跨越时空的深厚底蕴与不朽魅力。ng体育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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