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书店近期出版的作《追寻三星堆：探访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以三星堆遗址为出发点和核心，对宝墩遗址和金沙遗址，也进行了深入采访考察，并将视野放大到整个长江流域。据悉，该书的作者团队在发掘的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采访了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长雷雨、前站长陈德安等学者，以及专家如北大文博学院孙华教授和社科院考古所施劲松研究员，从不同的角度，权威解读三星堆遗址，还涉及神话与史实、发掘研究历史和现状，更加深入地探讨了很多学术上的争议和大众的疑惑。

　　同时，除了三星堆遗址，对于它的“前身”宝墩遗址以及它的“后世”金沙遗址，也进行了深入采访考察；由此建立时间坐标，从比较完整的时空框架上，瞄准三星堆，而不是孤立地观察这一个遗址。

　　仅仅停留在三星堆是不够的，作者们又将视野放大到整个长江流域，为读者拓展更大的知识背景。书中对专家学者的访谈，提供了大量权威资料，破解了以往存在的很多误解和谜题。

　　考古是一门枯燥又有趣的行业，作为大众，要真的了解我们的古蜀文明乃至中华文明，需要专业人士的解读，也需要通俗的表达方式，我们节选书里部分内容，以便让读者能站在历史更广阔的角度去了解其中的奥秘。

　　三星堆的发掘还未结束，古蜀文明还有哪些秘密，我们未曾了解，当面对这些出土文物时，接下来的考古发掘工作依然值得期待。

　　“三星堆”，其实是遗址区中的三个土堆，有学者认为这三个土堆曾经是一道相连的城墙，而现在残损的三个土堆只剩下半个了，高度也比从前降低了些。

　　陈德安是1986年发掘“祭祀坑”时的考古队队长，他清楚地记得，那年的7月，金杖、金面具、龙虎尊、青铜人像陆续出土，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地下世界。而1号坑刚刚发掘结束，2号坑就被发现了，连续出土的两个坑，使它们相互之间成为参照，提供更多的互补信息。

　　2号坑露出来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件青铜头像，虽然只有一角，却是仰面朝上。青铜的，阴森的，冷峻的，毫无一点表情的3000多年前的人像。从这个头像开始，一个更庞大的青铜世界被打开了。与1号坑共420件出土遗物相比，2号坑出土遗物的数量要多得多，也精美得多，1300件的出土遗物中，有735件是青铜器，其余有金器61件，玉器486件。

　　直到现在，每一个在博物馆里看到这些东西的人仍然会发问：这些青铜器是从哪里来的？做什么用的？

　　大多数说法认为，三星堆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类似，都是祭祀用品。同时期中原商王朝的青铜器，更像是人与神之间的一般中介物，是一种沟通的媒介。但在三星堆的宗教系统中，这种介质不再是几何形的器物，而是神像或祖先本身。“从现在的考古来看，三星堆没有发现文字，但这些神像可能成为我们解读三星堆最直接的渠道。它给出的信息量和信息价值既与文字不同，也与中原青铜器物不同，其他文化要猜统治阶级什么样，三星堆却有明确的形象，给我们提供了统治阶层的很多信息。”孙华解释说。

　　施劲松认为，1号坑的遗物以青铜人头像、龙柱形器和金杖为主，它们可能是部族首领的形象和王权的象征物，因此1号坑埋藏的是宗庙内的器物；2号坑以青铜太阳形器、神树、神鸟、雄鸡、眼睛形器和表现祭祀场景的器物为主，其主题是太阳崇拜，出自神庙。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坑出土器物看似非常丰富热闹，但其实完整的屈指可数，很多都是残损的、碎片的，还要做大量的复原和研究工作。今天，相关工作人员还在继续复原1、2号祭祀坑内的青铜残件。

　　从1、2号坑出土之后，那些奇异的青铜器将三星堆推向了考古界的风口浪尖，也让它以各种假说的形式，出现在大众视野。自此之后，考古队一直在进行城址的勘测和发掘，试图还原出更重要的属于这座古城的样貌，而不是单纯地局限在对器物的研究上。

　　发掘结束后，1、2号“祭祀坑”成了旅游景点，搭上栈道和给游客休息的小棚子。很长时间以来，两个坑就这么被游客参观着，想象它们曾经塞满宝物的样子。2019年12月，一次偶然的机会，栈道墙脚下，露出了一个角，迅速探测之后，现任三星堆考古站站长雷雨和他的团队觉得这里可能有东西。

　　露出角的那个坑便是3号坑。今年67岁的陈德安起初还不太愿意相信新坑的出现，但还是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唯一的蛛丝马迹被盖在了栈道下面，很难看清楚，只能用手摸。“是个尊，大口尊。”凭借多年的考古经验，以及过手过所有1、2号坑器物的手感，三星堆的青铜器，任何一种器形、质感，他都很熟悉。

　　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人相信这里还会有新的发现。雷雨和他的同事迅速进入勘测阶段，6个新坑的开口陆续被发现，几乎是夹在1、2号坑之间的30米距离内，四大两小，大的与1、2号坑类似，小的则呈正方形。

　　为什么8个坑紧紧挨着，却隔了30多年才发现其余6个？雷雨解释道，起初确实没人相信还会有“祭祀坑”，有些学者会更期待找到王陵或墓葬坑；再加上旅游设施的修建，把这6个坑完全遮住了。就这样，它们又在地下沉睡了几十年。

　　20世纪80年代，不只是三星堆，全国各个区域都迎来了史前和先秦考古的黄金期，东北红山、浙江良渚、辽宁碣石宫等都有重大的考古发现，三五千年前丰富多样的面貌逐渐浮现出来。

　　1981年，考古学大家苏秉琦发表了《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一文。在此之前，他已经提出过“文化区系类型”的概念，并提出了六大文化区系以此确立了中国史前文化发展演进大致的时空框架。

　　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殷墟考古开始，殷墟便成为其他地域考古的一个参照系。如果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殷墟考古为代表的先秦考古是民族主义式的为中国寻根，那么到了1980年代，以“区系类型说”为背景的各地考古，更是一种地域性寻根，来佐证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就好比我们曾经认为中国应该是一条大河分出若干支流，但到了80年代，或许应该将几千年前丰富的文化面貌看成若干条小河并流而行，最终汇聚成一条大的河流。

　　如今再从这个背景来看三星堆的考古，可以更加明确三星堆的价值。按照张光直先生的说法，点布在“夏商周三代”政治地图上的数千座城市，经种种无形的纽带连为一体，构成行政控制和财富分配的分级系统；而城邑的分级体系大体上与氏族和宗族的分级分层相吻合。古代中国的每个“国”，都是一个由若干等级不同的城邑构成的网状组织。三代初期这类国很多，每个国可能又包括了数量较少的城邑。经过战争与攻伐吞并，国的数量减少，而尚存的每个国内的城邑却在增加。

　　各级城邑之间的互动行为有政治结盟、贸易往来、攻伐交战、婚配结亲，这些因素也在不断促使着“国”的减少。“夏商周”三个时代，似乎都有一个国家占据着优势地位，但这个国只是它们那个时代最显赫的国家，而绝不是唯一的国家。三星堆所属的古蜀国，就是这样一个与中原王朝并存且独立的古国，而且是一个未曾间断的、自成系统的文明体系。

　　金沙遗址最初受到重视，是因为发现了此前只有三星堆遗址才发现的玉器。随着考古发掘的展开，两个遗址中部分器物的相似性，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究竟有什么关系？

　　长期研究三星堆遗址的孙华说，金沙遗址与三星堆一些器用制度很相似，“三星堆里面的一些东西，绝大部分在金沙也能看到。包括一些具有宗教性和神秘性的东西，比如说凸目尖耳的神像，金沙虽然没有大神像，但小神像造型一样。三星堆遗址有手被捆着的石跪人像，有石蛇、石虎，ng体育官方网站还有头上辫发像一本翻开的书的石人像，在金沙也常见，而且更多说明金沙遗址是成都平原继三星堆文化以后兴起的另一个文化中心。”

　　通过对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出土的大量青铜人像的比对分析，孙华发现三星堆的统治阶层明显分为辫发和笄发两个族群，前者代表的是掌握行政权力或军事权力的世俗贵族，后者代表的是掌握祭祀等宗教权力的神职贵族。到了金沙时期，无论是小铜立人像还是地位低下的双手反缚的石跪人像，都是辫发而未见笄发。

　　这种变化是如何形成的？从三星堆遗址的废弃到金沙遗址的兴起，究竟发生了什么？

　　相对外族入侵说、灾变说，孙华更相信这是三星堆王国内部冲突的产物，“由于三星堆是由两个族群联合执政的古代国家，联合执政意味着一种平衡，平衡一被打破就容易出现问题”。

　　考古工作者曾在陕西南部汉水流域的城洋铜器群、城固县宝山遗址、县白马石遗址等地，发现与三星堆文化末期遗存和十二桥文化遗存相同的铜器和陶器。在孙华描述的三星堆王国的衰亡图景中，三星堆人的一支穿越大巴山系进入汉水流域，进而进入关中；留在成都平原的一支迁往成都市区一带，促成了金沙遗址中心的兴盛。

　　但从三星堆到金沙，考虑到浓厚的传承色彩，如果把金沙遗址作为一个政治中心，却始终没有发现城墙，这也让人难以理解。伴随三星堆遗址新的考古发掘，从三星堆到金沙，那些关于古蜀文明的谜团或许能得到更多揭示，带给人们更多新的认识。 （整理自《追寻三星堆：探访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